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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宏江,孙 逊:论《儒林外史》中多重视角下的明太祖印象

2011-11-15 11:36| 发布者: 文青| 查看: 1274| 评论: 0|来自: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1 1 年 3 月第40 卷 第2 期

摘要: 论《儒林外史》中多重视角下的明太祖印象 裴宏江,孙 逊 (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 明太祖朱元璋是对明清两代有着巨大历史影响的特殊人物。《儒林外史》中涉及明太祖的评断,从社会各层 ...

                   论《儒林外史》中多重视角下的明太祖印象

 

                                                       裴宏江,孙 逊

 

                                        (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 明太祖朱元璋是对明清两代有着巨大历史影响的特殊人物。《儒林外史》中涉及明太祖的评断,从社会各层面人物的视角出发,反映了一个立体多面的太祖印象,有着丰富而微妙的文化内涵,艺术地表现了康乾盛世下社会政治的真实面貌。透过小说不同层面人物的视角,结合相关史实,探析印象背后微妙而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看到,作为一个“秉持公心”的汉族知识分子,明太祖情结在吴敬梓身上也烙下了深深的印痕,但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性,站在客观的高度进行评断,既总结历史,又绾结现实,对明太祖形象进行了多视角、多侧面的审视,体现了一个汉族知识分子对其所处时代的反思和超越。

  关键词: 《儒林外史》; 明太祖; 文化内涵; 吴敬梓

  吴敬梓,字敏轩,号粒民。安徽全椒人。生于康熙四十七年( 1701) ,卒于乾隆十九年( 1754) ,创作了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儒林外史》。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所谓的清代康乾盛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明太祖朱元璋给后世留下了巨大而深刻的印痕,处于康乾盛世的士人对其如何看待评价? 阅读 56 回本《儒林外史》,可以发现涉及明太祖的评断有 9 回,共 21 处。它们从创业建国、吏治、文字狱、科举礼乐、世风人情等方面,分别展现了明太祖的个人性格和治国风格,以及在世人心中对明太祖的功过褒贬。通过这些评断,展现了一个多重视角下的明太祖印象,折射出微妙而丰富的文化内涵,显示出吴敬梓文化反思的客观和超越。

  一

  《儒林外史》从社会各阶层人士的评断以及叙述者的插说中,展示给读者一个立体多面、有褒有贬的明太祖形象。审视这些评断的不同视角,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各阶层人士对明太祖的印象,以及印象背后折射出的吴敬梓的文化思考。

  1. 名贤的视角

  书中的名贤是王冕,明太祖在提兵破了方国珍后,一日带领侍从亲自去拜访王冕,试看书中第一回的有关描述:

  方国珍据了浙江,张士诚据了苏州,陈友谅据了湖广,都是些草窃的英雄。只有太祖皇帝起兵滁阳,得了金陵,立为吴王,乃是王者之师……乡村镇市,并无骚扰。

  王冕正从母亲坟上拜扫回来……为头一人,头戴武巾,身穿团花战袍,白净面皮,三绺髭须,真有龙凤之表。那人到门首下了马,向王冕施礼道: “动问一声,哪里是王冕先生家?”

  那人 喜 道: “如 此 甚 妙。特 来 晋谒。”吩咐从人都下了马……系在湖边柳树下。

  那人独和王冕携手进到屋里,分宾主施礼坐下。

  那人道: “我姓朱,先在江南起兵,号滁阳王; 而今据有金陵,称为吴王的便是。因平方国珍到此,特来拜访先生。”

  吴王道: “孤是一个粗卤汉子,今得见先生儒者气象,不觉功利之心顿消。孤在江南,即慕大名,今来拜访,要先生指示: 浙人久反之后,何以能服其心?”

  吴王叹息,点头称善。两人促膝谈到日暮。

  吴王吃了,称谢教诲,上马去了。

  不数年间,吴王削平祸乱,定鼎应天,天下一统,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乡村人各各安居乐业。

  在王冕眼中,太祖英气勃勃,真有龙凤之表,言行无不礼数周全,自称为“粗卤汉子”,虚心求教如何顺服浙人人心。王冕告之以仁义服人,太祖叹息,点头称善。这里的太祖宛若访贤隆中的刘先主,谦恭有礼,孜孜求治,显示了吴敬梓对太祖人格气度的欣赏。后王冕评论太祖科举八股之法定得不好,又折射出吴敬梓对教育的看法,如他书中的理想士人迟衡山就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 “成就些人才,也可助一助政教”,[1]( P394 ~395) “替朝廷做些正经事”。[1]( P394) 而科举制度使读书人成为利禄之徒,汲汲于功名富贵,不免把“行文出处都看得轻了”,如马纯上就认为“人生在世,除了这事,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1]( P193) “只要有本事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1]( P193) 由于忘记 了 教 育 的 目 的,因 而 使“一 代 文 人 有厄”。[1]( P16) 这里,吴敬梓显然在反思科举制的荒谬,他既感佩明太祖的建国伟业,又思考科举取才对知识分子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潜藏的严重危害。

  2. 伪名士的视角

  书中的杜慎卿是一个伪名士,他精神空虚,极度无聊,“对月伤怀,临风洒泪”,[1]( P354) 自称“多愁善病”,[1]( P354) 甚至发出“千古只有一个汉哀帝要禅天下与董贤,这个独得情之正” [1]( P354) 的喟叹,并于莫愁湖大会梨园小旦,品评高下,以满足他的好色之心。书中第三十回,他虚伪地对季苇萧说: “苇兄这话,可谓不知我了。我太祖高皇帝云: ‘我若不是妇人生,天下妇人都杀尽! ’妇人那有一个是好的? ……”拿太祖的话为自己辩护。查阅《明太祖集》和相关文史资料,并没有发现明太祖说过此话,无非是这两句话契合了他的无耻心境,他评断太祖视角竟然站在野蛮的妇女观上。所谓的太祖之语充满了狰狞和杀气,但显然是被杜慎卿断章取意的,这是对其卑污灵魂的暴露。吴敬梓的妇女观是开明的,如他在书中所写杜少卿笃于夫妻情爱,引用晏子的话: “今虽老而丑,我固反见其姣且好也。” [1]( P401) 他认为娶妾“最伤天理”; 赞扬沈琼枝敢于逃离夫家,卖文为生,认为“这就可敬的极了”。[1]( P480) 吴敬梓通过对杜家两兄弟妇女观的褒贬,折射出他进步的妇女观。

  3. 真儒的视角

  书中第三十三回,迟衡山闲话说起: “……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汤武,却全然不曾制礼作乐……”迟衡山极其肯定太祖定天下的大功,但对其不制礼乐却充满了遗憾。第三十五回另一个真儒庄征君向卢信侯道: “……青邱文字,虽其中并无毁谤朝廷的言语,既然太祖恶其为人,且现在又是禁书,先生就并不看他的著作也罢。” 言语之间对明太祖迫害文人、大兴文字狱表达了恐惧和不满。作为志安天下的儒者,对礼乐盛世的向往是真诚的,所以吴敬梓又在四十八回花费浓墨写了众名贤和真儒祭祀泰伯祠的情景。庄征君不满太祖对待高启的残酷,同情高启的遭遇,对收藏《高青邱文集》则感到害怕。吴敬梓生活在文网森严的清代,文人命运和频发的文字狱紧密相关,他在书中通过《高青邱文集》这一线索,将受牵连之累的人物详细写出,第一个受害者南昌太守王惠,作者对其并无好感,从多方面予以嘲讽和抨击,但当他成为“钦犯”后,作者一反常态,以怜悯的笔触叙写其厄运; 璩公孙在乌镇赠银给他,他送给公孙“惹起是非”的“残书几本”,后来被公孙家人告以“交结钦犯,藏着钦赃”,险些引起文字狱,幸得马纯上仗义弥祸。第二个受害者是立志“要把本朝名人的文集”都收藏于家的卢信侯,后被人告发,被捕入狱,经庄绍光的营救,才保释出来。这一案件似乎可以完结了,但作者仍然反复叙写: 王惠从江西逃亡浙江,削发为僧,远至四川,隐姓埋名; 其子郭力“走遍天下”寻找 20 年,找到却不敢相认,王惠最后凄惨死去。这一文祸迁延 20 年,从江西发案,波及浙江、南北二京,直到四川。受牵连的有王惠、璩公孙、马纯上、卢信侯和庄征君。将此文祸游历分散于多回中,也是作者不得已采用的“遮眼法”,由此可见作者对文字狱所持的态度。

  4. 乡绅的视角

  书中的乡绅张静斋是一个举人,做过一任知县,素日对范进不闻不问,范进甫一中举,即来热情相助,可见其虚伪矫情。在第四回到高要县打秋风,助汤知县断回教老师父杀耕牛之案时,“说的口若悬河”,枷死老师父,引起回民罢市,他仓皇逃走。其比附的案例竟是太祖和刘基之间的故事,他对汤知县这样讲述: “老世叔……想起洪武年间……洪武私行到他家,就如‘雪夜访普’的一般。恰好江南张王送了他一坛小菜,当面打开看,都是些瓜子金。洪武圣上恼了,说道: ‘他以为天下事都靠着你们书生! ’到第二日,把刘老先生贬为青田知县,又用毒药摆死了。这个如何了得! ” 张乡绅引喻失义,不懂史实,对明太祖的猜忌好杀一味赞赏,可见其学识和人品的卑劣,正所谓“光棍张师陆”。[1]( P61) 吴敬梓透过乡绅的视角评判明太祖,表明他对良好的君臣关系的韶羡,对明太祖屠戮功臣的不满。在五十三回介绍南京十二楼时,揭露“楼从太祖皇帝定天下,把那元朝功臣之后都没入乐籍”,明太祖对待前朝和本朝大臣的无情,吴敬梓是感慨不平的,小说虽未置褒贬,但笔墨之间却表明了态度。

  5. 乡民的视角

  在书第九回娄三、娄四两公子去看望乡民邹吉甫时,邹吉甫感慨地说: “小老还是听见我死鬼父亲说: ‘在洪武爷手里过日子,各样都好。二斗米做酒,足有二十斤酒娘子,”通过邹吉甫不无怀恋的陈述,展现出明太祖治下,乡间民风的淳朴厚道、人心质朴。后来,酒喝多了,邹吉甫更是说得饱含感情: “不瞒少老爷说,我是老了,不中用了,怎得天可怜见,让他们孩子们再过几天洪武爷的日子就好了! ”明初农村经济从战乱后得到恢复,民风淳厚,人民享受着太平的安乐,作者对此是深情赞美的。而五十三回邹泰来叙述“当初太祖皇帝带了王妈妈、纪巴巴到皇宫去,他们认做古庙 ……”的故事,也是赞美了太祖不忘旧情、与民同乐的美德。吴敬梓在此隐约表达了他理想中的社会生活: 风俗淳厚、人心质朴,统治者体恤民情、与民同乐。

  6. 官方的视角

  在第五十六回御史单飏的奏疏中,赞美“我朝太祖高皇帝定天下,开乡会制科,设立翰林院衙门”,虽是一封公文,却代表官方对明太祖文治的评价。清承明制,用科举选拔人才,整个行政制度无不遵循明代而稍作变更,清修《明史》赞扬太祖 “文致太平”,[2]( P56) 吴敬梓借单飏的奏疏展现了自己的矛盾心态: 一方面科举八股选士“这个法定的不好”,另一方面从科举制度中确实又涌现出于谦、王守仁之类的济世大才。这使他内心陷入困惑,既怀疑不满,又不能完全否定。这里正突出了知识分子面对科举时的困境和无奈。

  二

  综上所述,《儒林外史》中涉及明太祖的评断展示了一个全面立体的太祖形象,大体来说,可以归为以下几个方面:

  1. 盛大的功业

  明太祖削平群雄,命将出师,挥兵北伐,一举攻克元大都,元顺帝仓皇北逃,终于一统天下。如书中第一回所写,只有朱元璋是应天顺人的真正英雄,其余起兵诸人不过是些“草窃”的英雄。而且他创建的明朝“乡村人各各安居乐业”,给了饱经元末战乱之苦的黎民百姓一个和平安乐的太平景象。隆盛的功业,太平康乐的气象,这是明太祖洪武之治在书中呈现的美好印象。第二十四回对南京城繁华富丽气象的淋漓描摹,宛然一幅《清明上河图》景象,隐约呈现了一个王朝的华丽背影,从而生发出对明太祖建都南京,定鼎天下,成就盛世规模的留恋和赞美。

  2. 法令严,吏治清,文字狱大兴

  第四回张静斋叙述: 洪武年间因私受江南张王瓜子金,刘基获罪,洪武皇上先将其贬为青田知县,后用毒药摆死。不通典故的张乡绅对刘基故事的叙述显然是错误的,“基在京病时,惟庸以医来,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其后中丞涂节首惟庸逆谋,并谓其毒基致死云”。[2]( P1695) 然而洪武年间,明太祖以严猛治国,法办贪官,吏治蒸蒸,还是给后人留下可怖的记忆。“明祖亲见元末贪黩懈弛,生民受害,故其驭下常以严厉为主,虽不无矫枉过正,然以挽颓俗而立纪纲,固不可无此振作也。” [3]( P837) 同时以文字罪人,诛戮文士,禁其书流布,文字狱大兴,这些也是洪武年间的政治人文生态。书中三十五回卢信侯家藏有禁书《高青邱文集》,故被中山王府发了几百兵,千把枝火把,把 72 支渔船都拿了,渡过兵来,把花园团团围住,好一派杀气腾腾的气象。须知此时按书中时间已是嘉靖三十五年( 1556) ,距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 ( 1397) 去世已经整整 160 年了。可见明太祖文字狱影响的久远。太祖言刘基: “他以为天下事都靠着你们书生! ” [1]( P60) 其对读书人的轻视可见一斑。

  3. 礼乐不兴———“洪武之治”的缺憾

  第三十三回迟衡山言: “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汤武,却全然不曾制礼作乐。”言谈之中对洪武开国不曾制礼作乐,怀有深深的遗憾。这是一个典型的真儒对礼乐社会不能实现的喟叹,太祖虽然定天下功若汤武,却是“稍逊风骚”,追根溯源,令有责任感、希望以礼乐化天下的士人不免惋惜。

  4. 设立科举制度的利弊

  明太祖立国之初,就锐意制艺,厘定科举程法,他深知人才乃立国兴国之本。“初,太祖起事,吴元年设文武二科取士之令,使有司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 [2]( P1693) 他还亲自与大臣定科举制度。《明史·选举志》: “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诗》、《春秋》、《礼 记》五 经 命 题 试 士。盖 太 祖 与 刘 基 所定。” [2]( P3781) 明太祖确实求才若渴,科举制度取士的确立,为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提供了方向和保障。然而书中王冕认为: “这个法却定的不好! 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行文出处都看得轻了。”王冕的忧虑最终成为现实,科举制度扭曲士人的灵魂,使他们有的成了功名利禄之徒,甚至鲜寡廉耻; 有的成了腐气腾腾的儒生、灵魂空虚的可怜虫,如范进、周进、马二先生、王玉辉之流,这是太祖君臣未曾料到的。而在第五十六回御史单飏言的上疏则充分肯定了科举制度涵养人才之功,明太祖定科举的功过给后世留下了探讨的空间。[3]

  5. 风俗淳朴的时代追忆

  明太祖时代,鼓励农桑,发展生产,洪武元年春正月下诏“天下始定,民财力俱困,要在休养生息,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勉之。” [2]( P19) 明初经战乱后凋敝的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太祖还亲自制定大诰和乡约,以此宣谕城乡,期盼民风淳朴。第九回邹吉甫追忆: “小老还是听见我死鬼父亲说: ‘在洪武爷手里过日子,各样都好。二斗米做酒,足有二十斤酒娘子……’”乡民的叙述中充满了感叹,在书中明中叶人的心目中,明初是一个清明之世,人心质朴,社会安宁,家家各安其乐。这当然有夸大美化的感情因素在内,可是揆诸书中现实,乡绅恶霸如严贡生欺负小民黄梦统,霸占王小二家的猪,小吏潘三包揽诉讼,南昌太守王惠为官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无怪乎邹吉甫感叹 “怎得天可怜见,让他们孩子们再过几天洪武爷的日子就好了! ”

  6. 礼贤下士,却又残酷粗豪

  清代学者赵翼曾评价: “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 [4]( P836) 在书中明太祖对一介寒儒王冕恭敬有礼,他亲自拜访王冕,下马施礼问路,得知眼前即是所求之人,大喜,介绍自己“我姓朱,先在江南起兵,号滁阳王; 而今据有金陵,称为吴王的便是。因平方国珍到此,特来拜访先生”。话语简洁诚恳,自称“粗卤汉子”,见先王冕儒者气象“不觉功利之心顿消”。虚心向王冕问安抚浙江人心之法,王冕教其以仁义化之,“吴王叹息,点头称善”,两人竟然“促膝谈到日暮”吴王才“称谢教诲”而离去。明太祖在戎马倥偬之际,仍然求贤若渴,尊重儒生,虚心咨询求治之道。可见明太祖的诚恳重儒,赵翼称 “明 祖 初 不 知 书,而 好 亲 近 儒 生,商 略 今古” [4]( P837) 亦可佐证。第五十三回邹泰来讲了一段有趣的话: “当初太祖皇帝带了王妈妈、纪巴巴到皇宫去,他们认做古庙……”可见明太祖富贵不忘微时的乡邻,诚心邀请其游赏皇宫,无论其所述是否属实,至少在这里,一个亲切富于人情味的太祖跃然纸上。

  同时,书中也不废笔墨,描述了太祖残酷粗豪的形象,如对元朝降臣危素“妄自尊大”的不满,起因是危素“在太祖面前自称老臣”,于是“太祖大怒,发往和州守余阙墓了”,余阙为元末忠臣,死守安庆,城破,自刎殉元。太祖用此举羞辱危素,显示了他狭隘的心胸。小说五十三回有一段叙事性的插说,“话说南京这十二楼……楼从太祖皇帝定天下,把那元朝功臣之后都没入乐籍,有一个教坊司管着他们”,言语中透露了明太祖严酷的暴政,对前朝功臣之后处置委实过于严厉。三十回借杜慎卿之口说出“我太祖高皇帝云: ‘我若不是妇人生,天下妇人都杀尽’”的话,更是骇人听闻,明太祖猜忌好杀的性格暴露无遗。

  明太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的性格和行为是多重的,善恶互渗,严猛猜忌和仁爱谦和并存。《儒林外史》一书中对他的评断客观公允,褒贬兼有,塑造了一个有立体感的明太祖形象。

  三

  作为一个推动了历史进程的封建帝王,明太祖在明清两代无疑有着巨大的政治影响。他一生孜孜勤政,成就了“洪武之治”,对此后明朝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正如明成祖朱棣宣称: “我朝大经大法,皆太祖皇帝所立,以传子孙。” [5]( P105) 明朝的典章制度基本上是由朱元璋亲手制作和奠定的,明朝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统治年代仅次于唐朝的封建王朝,并在各个方面取得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且他为明朝制定的典章制度,大多为清朝所继承。他是一位有作为的封建皇帝,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明史专家陈梧桐言: “客观地说,以历史功绩而论,朱元璋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比较,确是难分轩轾的。” [6]在《儒林外史》一书中,吴敬梓通过精心设计的不同视角来评断明太祖其人,这些评断背后有着丰富而微妙的内涵,结合清代的政治现实,他对此进行了深刻而客观的文化反思,并在反思的基础上达到了超越。

  清承明制,这已是史学界的共识,不仅如此,《清史稿》载: “丙申,幸内苑,阅通鉴。上问汉高祖、文帝、光武及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孰优。陈名夏对曰: ‘唐太宗似过之。’上曰: ‘不然,明太祖立法可垂永久,历代之君皆不及也。’” ① 清圣祖玄烨也说: “朕观明史,洪武、永乐所行之事,远迈前王。我朝现行事例,因之而行者甚多。” ② 可见在清代君主心目中,公认为明太祖是千古明君,其立法之美超过历代帝王。所以,他们都尊崇明太祖,借对明太祖的标榜,显示清朝统治中国的正统性。康熙南巡时亲祭明孝陵,行三跪九叩大礼,题词 “治隆唐宋”。清廷以明太祖所立法度统治天下,举凡科举取士、文字狱、严酷的吏治等,所有明代的世情多重现于清代社会,可称是映照清代的一面镜子。吴敬梓要反映清代社会的世情百态,又不敢和不能直说,故评断明太祖就等于把握住了描绘康乾盛世浮世绘的画笔。他巧妙地借书中所涉及的明太祖行事作为,来影射清代社会现实的利弊之处,由此作出自己的评价,可谓用心良苦。

  明太祖推翻了蒙元的统治,建立大明王朝,力图重现汉唐盛世的辉煌,亲自制定封建社会后期的制度,他的功业为本朝人和后世津津乐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汉民族的精神象征,是一个显著的文化符号。特别到了清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强迫剃发易服,对受传统文化涵养的士人来说,屈辱感和被征服感特别深重,因此,明太祖驱逐蒙元、恢复中华的功绩更为人怀念。清代士人怀有强烈的明太祖情结,如黄道周临刑,“过东华门,坐不起,曰: ‘此与高皇帝陵寝近,可死矣。’临刑者从之”。[2]( P6610) 顾炎武赋诗“问君何事三千里,春谒长陵秋孝陵?” [7]( P710) 顾曾七谒孝陵,足见其对太祖的崇敬之情。归有光则创作了《万古愁》曲,曲中对盘古、女娲等神话人物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英雄人物颇多揶揄和嘲戏态度,只有写到明太祖时: “惟有我大明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早,驱貔虎,礼英豪,东征西讨,烟消雾散。将一片不见天日的山前山后洗剔得风清月皎,将一番极龌龊不堪的胡言胡语,生辟开做中华夷僚。真个是,南冲瘴海标铜柱,北碎冰崖试宝刀。” [8]( P163) 可谓不吝赞美。明太祖的功业和清取代明的现实,在清代许多普通群众和知识分子心理上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令人振奋而又悲叹。小说第二十四回描绘南京城,“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多里。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繁华……还有那十六楼官妓,新装炫服,招接四方游客。真乃‘朝朝寒食,夜夜元宵’”。这一段文字,洋溢着无限的自豪,无疑是恋怀故明感情的流露。南京对于明朝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城市,明太祖建立的明王朝兴起于此地,沦亡于此地,既有过辉煌的盛世气象,也留下了凄凉的亡国记忆,是明清两代具有明太祖情结的人士的精神圣地。吴敬梓的上述描写浸透了历史的无穷韵味,令三百年后的人们读到此处时,犹然赞叹不已。从小说所涉及明太祖的一系列描述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一个煊赫的封建王朝远去的背影。

  吴敬梓生活的时代距明亡已有百年之久,汉族士人在心理上已经大体接受了清人的统治,相对清初激烈的民族冲突,此时的民族矛盾已渐趋平复,但汉族知识分子心理上的丝丝隐痛毕竟不能全然泯灭,吴敬梓笔下对明太祖和南京城的描述,便是一种隐微曲折的故国之思和故都之恋的折射,也是对百年前明清鼎革时期历史的一种遥远的回响。吴组缃先生说: “在当时人们的观念里,服装是标志有关民族气节的大事,不肯马虎的。我们今天还存有一幅吴敬梓的画像,穿的就是明代的便服。” [9]( P3) 可见距明亡已有百年之久的吴敬梓还是存有一些民族思想的,他处于清代中期的政治现实之中,委婉地表达怀念明朝的民族主义思想感情是可以理解的,通过追忆赶走蒙古贵族、光复华夏河山的英雄人物———明太祖,并极力描绘浸透了历史悲情的文化名城———南京,吴敬梓的民族之情得到了些许的宣泄和抒发,这种感情流露也在情理之中。

  对于明太祖和刘基所定的科举章程,吴敬梓借书中人物王冕评价: “这个法却定的不好! 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行文出处都看得轻了”,他从探究一代文运之盛衰的思想高度评价明太祖,揭示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悲喜剧的直接根源。在这一点上,吴敬梓确实显得眼光敏锐和清醒。读书人为了功名富贵,或鲜寡廉耻,或迂腐不堪,或如狂似癫,何以变得如此? 归根到底,是考试制度和人才选拔机制层面出了问题。只要这个制度不从根本上得到改变,那么士林间发生一幕幕悲喜剧便不会绝迹。这真是“一代文人有厄”,而且是明代三百年、甚至整个封建时代后期读书人的“大厄”。吴敬梓的文化反思使他超越了他所属时代的认识高度。结合他的科举经历来看,他出身于科举鼎盛的世家,早年也曾锐意考场,几次不第后,对科举制度的弊端有了深刻认识,遂从此绝意功名,再不应试,唱出了“恩不甚兮轻绝,休说功名” [10]( P71) 的心声,他是一个清醒的超越者,《儒林外史》的主要批判矛头是对准弊端丛生的科举制度的。

  吴敬梓在书中以第八回、第十三回、第三十五回、第三十八回的文字容量来展现一场惨烈的文祸,起因就是太祖恶高启其人,进而严禁其书。这一文祸迁延 20 年,从江西发案,波及浙江、南北两京,直到四川; 受牵连的有王惠、璩公孙、马纯上、卢信侯和庄征君,作者花费大量笔墨把文字狱恐怖的气氛渲染至极。虽然文字狱是封建时代的通病,但至清代康、雍、乾时期登峰造极,尤为酷烈,因为此时清廷的统治渐趋稳固,进入承平盛世,可以腾出手来整肃知识分子了。就吴敬梓主要经历的雍正、乾隆时代看,雍正朝的文字狱有 20 起,乾隆朝大约 130 起,其中乾隆十六年( 1751) 至四十一年( 1776) 的 25 年中,见于记载的即有 70 起上下。[11]( P34) 文网之密、文祸之多,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之时,正值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的乾隆年间,他为了便于暴露现实社会的问题和表明自己的态度,不至于因文字狱而遭祸,便选择了明代作为小说的背景。但是,在今天看来,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与清代是一致的,通过小说对《高青邱文集》所引发文字狱的叙述,我们不仅看到了明代的社会现实,更多的还是揭露了我国封建社会末期清朝统治者的腐朽和当时社会的黑暗。吴敬梓在书中借明太祖恶高启其人而起的文字狱为线索,成功剥去了康乾盛世的光环,深刻生动地描绘了乾隆时期黑暗的社会现实,曲折含蓄地表达了对当时凶险文化生态环境的厌恶和不满。

  明太祖朱元璋是对明清两代有着巨大历史影响的特殊人物。《儒林外史》中涉及明太祖的评断,从社会各层面人物的视角出发,反映了一个立体多面的太祖印象,有着丰富而微妙的文化内涵,艺术地表现了康乾盛世下社会政治的真实面貌。透过小说不同层面人物的视角,结合相关史实,探析印象背后微妙而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看到,作为一个“秉持公心”的汉族知识分子,明太祖情结在吴敬梓身上也烙下了深深的印痕,但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性,站在客观的高度进行评断,既总结历史,又绾结现实,对明太祖形象进行了多视角、多侧面的审视,体现了一个汉族知识分子对其所处时代的反思和超越。

  注释:

  ①赵尔巽等: 《清史稿》卷五,中华书局,1976 年,第二册,第 132 页。

  ②蒋良骐: 《东华录》卷十七,引自《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编年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427 页。

       参考文献:

       [1] 吴敬梓. 儒林外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2] 张廷玉,等.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1974.

  [3] 周君文. 晚清《儒林外史》的文人评点群体[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5) .

  [4] 赵翼. 二十二史札记校注[M]. 王树民校证. 北京: 中华书局,1984.

  [5] 余继登. 典故纪闻·卷六[M]. 北京: 中华书局,1997.

  [6] 陈梧桐. 再论朱元璋的功绩与历史地位[J]. 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2,( 4) .

  [7] 顾炎武. 顾亭林诗集汇注[M]. 王璩常辑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8] 归庄. 归庄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9] 吴组缃. 关于吴敬梓的民族思想问题[A]. 《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C].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

  [10]吴敬梓. 吴敬梓诗文集[M]. 李汉秋辑校.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11]郭茂林,林铁钧. 清朝文字狱[M]. 北京: 群众出版社,1990.

  基金项目: 上海市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 S30403)

  作者简介: 裴宏江( 1980-) ,男,河南洛阳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孙 逊( 1944-) ,男,镇江丹阳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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