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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沂秋 孙绍龙:明清通俗小说的变迁与禁毁

2011-11-12 00:43| 发布者: 文青| 查看: 1414| 评论: 0|来自: 《广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总第178期)

摘要: 明清通俗小说的变迁与禁毁 李沂秋 孙绍龙 (临沂师范学院,山东 临沂 276000)  明清两代,我国通俗小说经历了由人文精神高扬到暴露谴责社会现状再到重塑传统纲常的发展演变过程,有了长足发展,却也遭受了四次大规模 ...

              明清通俗小说的变迁与禁毁

                                           李沂秋 孙绍龙

                                    (临沂师范学院,山东 临沂 276000)

 

  [摘要] 明清两代,我国通俗小说经历了由人文精神高扬到暴露谴责社会现状再到重塑传统纲常的发展演变过程,有了长足发展,却也遭受了四次大规模禁毁。被禁毁的通俗小说包括明清统治者认为动摇其统治的;认为有伤风化的;认为触犯他们种族尊严的。

  [关键词] 明清通俗小说 禁书 变迁 传播 中国思想文化史

  [中图分类号] I207·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917(2010)04-0116-05

  明清通俗小说时期的文化变迁,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时代性和特殊意义。中国文学史上明清两代也是我国古典小说发展与成熟时期。在这一时期,长篇小说在众多的文学形式中异军突起,独占鳌头,在漫长的文学史长河中放射出奇异夺目的光彩。明代是古典小说的蓬勃发展时期,被誉为明代四大奇书的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英雄传奇小说《水浒传》、神魔小说《西游记》和世情小说《金瓶梅》,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为明代小说的进一步完善与成熟奠定了基础。而清代,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思想性和艺术都无与伦比的《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更是绚丽夺目。清代的长篇小说继承并发展了明代长篇小说的创造成就,达到了小说史上异常繁荣和兴盛的时期。一方面,封建专制体制与封建意识形成达到极致,各种矛盾集中暴露,政治腐败、信仰危机、社会风气堕落;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的活跃与繁荣使得社会心理、文化形态产生了很大转变,启蒙思潮的兴起动摇了传统的生活与价值标准,个性、尊严、享受、爱情等成为追逐的目标,再加上明清易代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这一时期思想文化领域总体上呈现出复杂的过渡转折特点:新与旧、进步与落后、生命与腐朽、前进与倒退等交织在一起,鱼龙混杂、美丑杂陈。自有宋元话本,即有通俗小说。明代通俗小说大发展,清代通俗小说更见杰作,出现了一些堪称世界名著的通俗小说[1]。作为社会时代的晴雨表和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文体———通俗小说从社会的五脏六腑中孕育出来,又形象地记录反映着社会的一切,其发展演化的轨迹,呈现出与思想界相呼应的内在趋势。然而, 也是在明清两代,发生了对通俗小说的大规模变迁与禁毁事件。

  一

  从明代嘉靖到清代中叶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繁盛期,也是中国古代小说传播的重要转折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众多的民间书坊,并成为小说的重要传播者。传播接受者由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群组成,尤其是出现了一批特殊的接受者即评点家,促进了小说的广泛传播。从传播效果来看,既有文学的传播接受如创作续书、改编戏曲等,也有应用的接受和海外的传播。统治者虽不断下令对小说加以禁毁,但无法阻止住小说传播的强劲势头。所有这一切,都使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呈现出许多新特点。

  当时社会明清小说的传播可从四个方面进行研究分析。一是在文学创作领域的传播接受,二是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接受,三是海外的传播接受,四是统治者的禁毁从反面证明了小说传播的迅速广泛。其中,在文学领域的传播接受又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一部小说成功之后,便带动了一批小说的创作。如《三国演义》的成功使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自明中叶后持续升温,自《开辟演义》至《洪秀全演义》,几乎历代都有历史演义小说以演其事。《水浒传》《西游记》的成功不仅分别带动了英雄传奇小说和神魔小说的创作,而且还形成了创作续书的风气。明末清初《玉娇梨》《平山冷燕》等才子佳人小说问世后,成为这一类小说的范本,在短短的几十年间, 出现了数十部才子佳人小说。一般来说,后出的小说往往以前面的作品为范本,甚至直接作简单的模仿和因袭。这也是后来小说总体水平不高的原因。

  其次,根据小说改变戏曲。戏剧与小说向来都有密切的关系,如《三国演义》一书,就存在60余种由其改编的京剧剧目,可以称得上是“历史戏资料之渊薮”。清人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了这样一段趣闻:“程班大面冯士奎以《水浒记》刘唐擅场。……黄班三面顾天一以武大郎擅场,通班因之演《义侠记》全本,人人争胜,遂得名。尝于城隍庙演戏,神前龟《连环记》,台下观者大声鼓噪,以必欲演《义侠记》, 不得已,演至服毒,天一忽坠台下,观者以为城隍之灵。”[2]《义侠记》和《连环记》分别是《水浒》戏和《三国》戏,可见当时演出之盛。

  再次,将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创为诗文,形诸歌咏。如有关《三国演义》的诗文,仅据《三国演义资料汇编》所收,明清两代就有200余篇。其中不乏像高启、李东阳、李梦阳、何景明、杨慎、徐渭、王世贞、李贽、袁宏道、屈大均、顾炎武、宋荦、沈德潜、张问陶等著名文人的作品。在这些诗文中,又以歌咏诸葛亮、关羽者最多,几乎占了三分之二。

  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接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小说激励人心、鼓舞斗志并取得极好效果。清人徐曾记载道:“李定国初与孙可望同为贼, 有蜀人金公趾者,在定国军中,屡为说《三国演义》, 斥可望为曹操而期定国为诸葛,定国大为感动,曰: ‘诸葛所不敢望,关、张、姜伯约,敢不自勉!’自是遂与可望左。其后,努力报国,殉身缅甸,为有明三百年来忠臣义士之殿。固由定国有杰士风,然非金公趾有以感动之,安能若此?”[3]金公趾以《三国演义》为教材,竟然使一个盗贼变为爱国志士,这是小说应用接受的结果。

  第二,将小说视为兵书,从而达到应用的目的。清人刘銮记载说:“张献忠之狡也,日使人说《水浒》、《三国》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4]。近代翻译家林纾则说:“前清入关时,曾翻译为满文(指《三国演义》),用作兵书。”[5]黄摩西说得更为详细:“张献忠、李自成及近世张格尔、洪秀全等初起,众皆乌合, 羌无纪律,其后攻城略地,伏险设防,渐有机智,遂成滔天巨寇,闻其皆以《三国演义》中战案为玉帐唯一之秘本,则此书不特为紫阳《纲目》张一帜,且有通俗伦理学、实验战术学之价值也。”[6]明清小说的成就引起了海外读者的喜爱和关注,并迅速传播到了海外。其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引进原本。如《三国志演义》于明隆庆三年(1569年)就传到了朝鲜,崇祯八年(1635年)明刊本《三国志传》被收藏于英国牛津大学。《水浒传》在巴黎国家图书馆里有5种不同的版本共10部[7],在日本内阁文库、东京帝大研究所及私人处也藏有明本5种。在英国博物院则藏有 3种。《西游记》的明刻本国内都属少见,但在日本就有3种。二是对小说进行全译或节译,如在日本分别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乾隆二十二年 (1757年)和道光十一年(1831年)出版了日文本《通俗三国志》、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和《通俗西游记》。三是对原作进行移植改编和仿作,如韩国小说家金时习在15世纪模仿《剪灯新话》作《金鏊新话》,越南诗人阮攸在1813年将《金云翘传》移植为诗体小说《断肠新声》,日本的著名通俗作家曲亭马琴在1831年至1847年将《金瓶梅》改编为带有插图的《草双纸新编金瓶梅》,等等。

  小说的迅速传播引起了明清两代统治者的充分注意。明代统治者早在正统七年(1442年)就禁毁过《剪灯新话》,以至于这部小说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到了冷落。崇祯十五年(1642年)又禁毁《水浒传》。进入清代后,统治者加强了对小说的禁毁,从顺治到同治,几乎每个皇帝都要发布“严禁淫词小说”的谕旨,且对违反者的处罚也极为峻刻。雍正六年(1728年),护军参领郎坤因在奏章中有“明如诸葛亮,尚误用马谡”之语,被加上“援引小说陈奏”的罪名,受到“革职,枷号三个月,鞭一百发落”的严厉处置[8]。地方法令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治七年(1868年),江苏巡抚丁日昌便开出了一个多达 200余种的“小说淫词”禁毁书目[9]。清代统治者的屡次禁毁,对小说的传播极为不利,使不少作品成为孤本,或仅在海外得以保存,甚至有少数作品至今没有下落。但从另一角度也说明,屡次发出禁毁令实在是无奈之举,不然禁毁一次足矣,何至于隔上几年便禁毁一次。实际情况是,优秀的小说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了各个层次的读者,拥有广大的读者群。朝廷愈是禁止,读者愈是要看。点名遭禁次数最多、禁毁措施最为严厉的《水浒传》,拥有的读者大概也最多,这就从反面证明了明清小说的传播效果。

  二

  明清两代所呈现出观念意向与创作心态,最突出的特点是淋漓尽致地暴露社会的黑暗、腐朽,无情展示人生的污秽与残忍,让人切实感受到此时的时代精神已经发生了巨变的讯息。其背后潜藏着文化变迁主要表现为:首先是末世的颓败刺激着小说作者,让他们不能不形之于笔端。政治腐败、党争激烈、阉寺弄权、贪风炽烈,一片亡国衰败的景象。其次,社会局势的危亡激发了世人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意识,思想界开始反思前一阶段的个性解放思潮, 自中叶以来追求个性解放的浪潮,此时被当作社会风气颓败的罪魁遭到批判与清算。总之,暴露谴责小说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导源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变迁。

  明清两代,对通俗小说大规模的禁毁行动有四次:第一次是明代初期,即明太祖登基以后。明太祖当上了皇帝,即实施文化专制主义,以八股取士,思想定于理学一统。而理学的核心是“存天理、灭人欲”,因此,对表现人欲、人性的通俗小说也就采取了大规模的禁毁政策。自元末到明正德的150年间, 几乎没有什么通俗小说留存下来。这不是说,在这 150年间没有人从事通俗小说创作,而是写了通俗小说,但不敢公开刊行。因此,写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是直到明代中期以后才出版的。第二次是明末。嘉靖以后,文禁松弛。通俗小说的创作和出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西游记》《金瓶梅》《封神演义》等名著相继问世。及至明末,明王朝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又对通俗小说进行禁毁。崇祯十五年(1642年),连有招安情节的《水浒传》都遭禁,因为当时崇祯帝坚持剿灭农民起义。但当时明王朝已摇摇欲坠,禁令并未得到严格执行,所以对通俗小说的创作和出版的影响不算太大。第三次是清代初期。清王朝统治中国以后,再次实行文化专制主义。除了继续以八股取士,推行理学,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外,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里也实行禁锢政策[10]。文字狱层出不穷,这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朝代里尤其严重。在乾隆年间,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遭禁,《鸳鸯倩》《辽海丹忠录》《定鼎奇闻》等一批通俗小说被禁毁。嘉庆年间,御史伯依保又奏请禁止《灯草和尚》《如意君传》《肉蒲团》等一批通俗小说。在此情况下,知识分子只好在故纸堆里讨生活,从事训诂考据。《红楼梦》是在曹雪芹过世后才出版。吴敬梓撰写了《儒林外史》,明明当时的人和事,却伪托小说故事发生在明代。第四次是清末。清代后期,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浙江湖州知府禁毁了一批通俗小说。到清代末期,仅巡抚丁日昌禁毁通俗小说的书目即达100多种,连《红楼梦》也在禁毁之列。

  从明清两代遭禁毁的通俗小说书目来看,被禁毁的通俗小说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明清统治阶级认为小说鼓动犯上作乱,动摇他们统治地位的。《水浒传》几次遭禁,主要是由于这一原因[11]。《说唐》遭禁也是因为写了农民起义。在遭禁通俗小说中,这类通俗小说最有价值。另一类是明清统治阶级认为内容淫秽,有伤风化者。这在遭禁小说中占了大多数。由于“淫秽”的界限很难划定,因而在禁毁通俗小说时受打击最大的首先是这一类小说。《金瓶梅》是其中的最有名的作品。又一类是统治阶级认为小说触犯了他们的种族尊严的。如成书于明末的《辽海丹忠录》因书中有“鞑虏”、“狡虏”、“逆虏”、“奴酋”等“关涉本朝字句”而遭禁。成书于清初的《樵史演义》,虽无“关涉本朝字句”,但因为颂扬了史可法而遭清廷禁毁。

  三

  明清时期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在封建专制体制与封建意识形态达到极致、各种矛盾集中暴露的同时,商品经济的活跃与繁荣使得社会心理、文化形态产生了很大转变,启蒙思潮的兴起动摇了传统的生活与价值标准,个性、尊严、享乐、爱情等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再加上明清易代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这一个时期思想文化领域总体上呈现出复杂的过渡转折点:新与旧、进步与落后、生命与腐败、前进与倒退等交织在一起,鱼龙混杂、美丑杂陈。分析此一时期思想文化呈现出一个有规律可寻的变迁轨迹。那就是从万历年间的人文思潮高涨,到天启、崇祯时的反思批判浪潮,再到清朝初传统道德的重建。作为社会时代的晴雨表和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文体———通俗小说从社会的五脏六腑中孕育出来,又形象地记录反映着社会的一切,其发展演化的轨迹呈现出与思想界相呼应的内在趋势。这一股颇具声势的人文思潮以及这时期的通俗小说构成了中国文化史上色彩斑斓的一章。这一时期创作出的通俗小说适应人们各个阶层的文化与精神需求,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情感趋向和心理愿望,其显而易见的民间情怀与世俗化品格打破了正统文学一统天下的格局,开辟出一片新的文化空间,使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形态更加丰富多彩、文化格局更加完备,也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然而,事物的发展往往又隐含着另一面。自然欲望的放纵、膨胀,最终带来的是人文精神的滑坡、道德思想的沦丧、社会风气的堕落,在文学中的表现便是晚明色情小说的集中爆发。这不是一个偶然的文化现象,而是一个社会的综合产物,一方面,它本身包含着特定的人性内涵,为明末清初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别样的文本;另一方面,它又反射出当时那股人文思潮的先天性不足和社会的综合弊端,而文艺理论的滞后则限制了人们对这些作品的深入阐释与解读。但作为晚明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它又有自己的存在理由,它为纷纭复杂的社会提供着形象的读本,揭示出某种更深层的社会文化内涵。

  明清通俗小说最突出的特点是淋漓尽致地暴露社会的黑暗、腐朽,无情展示人生的污秽与残忍,让人切实感受到此时的时代精神已发生了巨变的讯息。

  从古到今,以历史发展观点看,不能简单地认为凡被禁毁的通俗小说都是好作品。这需经过历史考证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论证。明清被禁毁的通俗小说中,有一批是思想、艺术均臻上乘的。如《水浒传》《红楼梦》,前者写出官逼民反的历史真实,反映了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必然性和历史悲剧;后者描写了封建末世的“新人”,全方位地揭示了封建社会不可避免的没落,塑造了上百个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是我国古典小说的“高峰”,毫无疑问明清统治者将之禁毁是绝对错误的。

  另一批被禁毁的小说既有一定的思想性,也有一定的艺术性。如《隋唐两朝志传》《说岳》《说唐》《英烈传》等都是较好的讲史小说。《说唐》在对话中塑造人物,笔下人物虎虎有生气。《说岳》宣扬了爱国主义,牛皋这一人物刻画得尤为成功。《英烈传》对元、明之际的社会生活和草莽英雄的描写,也颇为出色。清代统治阶级因这几部小说在写少数民族时用了不恰当的字眼而予以禁毁,这是很不应该的。

  还有一批被禁毁的小说,思想庸俗,但艺术上却有一定特色。如《欢喜冤家》宣扬“非欢喜,不成冤家”,“非冤家不成欢喜,居今溯昔,大抵皆然”。但在情节的生动性、构思的奇巧性上足可为后代通俗小说作者所借鉴。《品花宝鉴》以肉麻当有趣,但小说中的名士与名旦却都颇具个性。明清统治者因这些小说涉及“淫秽”而予以禁毁,但它们都留存了下来, 足见其具有一定艺术生命力。

  最后,不能不说的是明清两代都禁毁但始终有人刊行出版的《金瓶梅》。《金瓶梅》是有进步思想的,它对统治阶级的批判,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皇帝宋徽宗;它包孕了丰富的文化因素,是明代(作品伪托故事发生在宋代)文化的百科全书;它塑造人物达到了在此以前不曾有过的现实主义高度。没有《金瓶梅》也就不会有《红楼梦》。对《金瓶梅》中的性描写,也应该辩证、全面地予以评价。明清统治者禁毁《金瓶梅》并非毫无道理,但理由仍是不充分的。

  四

  由明清统治阶级禁毁通俗小说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第一,对通俗小说中的不良作品,予以禁止是正常的[12]。但作为总的指导思想,应该是引导和组织作家重视通俗文学,从事健康的通俗文学的创作,以出色的通俗文学作品取代不良的作品,而不是单纯地加以制止。

  第二,对通俗文学中的“淫秽”作品应划清界限。明清两代禁毁的通俗小说中这类“淫秽”作品占了多数。《十日谈》中有多则故事,也有性描写,但它们并不“淫秽”,因为这些性描写与作品的主题、人物和情节的发展密切相关,而且写得很美,因此,不能将《十日谈》算作“淫秽”小说,虽然欧洲的教会也把《十日谈》作为禁书。明清小说中的《金石缘》《五凤吟》《锦香亭》虽也有性描写,但份量不多,它们基本上是才子佳人小说,而不是“淫秽”作品。因此,应正确认识“淫秽”的内涵。当然,从目前我国的国情出发,对《金瓶梅》中那些与主题、人物、情节无关的性描写予以删节,或对其发行范围加以适当限制也是必要的。

  第三,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狭隘民族主义观点需要予以摒弃[13]。在封建社会里,有些通俗小说将少数民族蔑称为“虏”、“鞑子”,不能不说是大民族主义的表现。而清代统治阶级由于忌讳这些而禁绝一切有这些字眼的作品,也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表现。在民族问题上必须坚持平等、团结的原则。

  第四,对明清两代遭禁至今仍未出版的通俗小说,应该组织专家、学者对这些通俗小说进行辨析, 有些可以公开出版,有些可以内部出版,有些可以暂不出版。既不能对明清两代遭禁的通俗小说统统开放,也不能对那些至今尘封在库的小说置之不理。

  总之,暴露谴责小说在明清时期大量涌现,导源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变迁。从文学的角度说,因为其创作心态较为急功近利、主题先行,平白直露就是其显而易见的缺点,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小说的整体审美特性,故而这时期的创作除个别作品外, 文学价值一般不高。但是,这股救亡图存的实学思潮中,发挥了小说特有的认识功能,为几百年后我们认识那个混乱腐朽的社会提供了形象生动的文本[14]。目前,创作通俗小说,除了批判地继承我国历代通俗小说的优良传统外,还应吸收、借鉴、利用外国通俗小说中有利的东西。只有在纵的继承和横的借鉴的基础上,才能创作出优秀通俗的小说作品。

  [参考文献]

  [1]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M].合肥:沈阳教育出版社, 1995.

  [2]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3: 782·

  [3][4][5][6]孔令境·中国小说史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57; 42; 23; 56·

  [7][10]孙楷第.三言二拍源流考[M].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8][9]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142-148; 36·

  [11][12]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三[M].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13]陈大康.“小说史”的体例与重写[N].2004- 11-7·

  [14]褚人获·隋唐演义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作者简介]李沂秋(1962-),女,山东临沂人,临沂师范学院图书馆副研究员;孙绍龙(1962-),男,山东烟台人,临沂师范学院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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