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皋于厚:《剪灯新话》与《剪灯余话》的的精神向度比较

2011-11-9 16:41| 发布者: 文青| 查看: 2195| 评论: 0|来自: 《明清小说研究》2010年第2期 总第96期

摘要: 摘 要 《剪灯新话》与《剪灯余话》的主题话语和精神向度的差异是相当明显的。《新话》所写多为近事,表达的是乱世之中的悲苦之音;《余话》所写多为旧闻,主要抒发思古之幽情。《新话》中有不少描写“风情”的的作品, ...

  摘 要 《剪灯新话》与《剪灯余话》的主题话语和精神向度的差异是相当明显的。《新话》所写多为近事,表达的是乱世之中的悲苦之音;《余话》所写多为旧闻,主要抒发思古之幽情。《新话》中有不少描写“风情”的的作品,带有反礼教的倾向;而《余话》则重“风教”,以“敦尚人伦节义”为主要精神取向。就二书的主体意识而言,瞿佑的“哀穷悼屈”具有个体性和颠覆性;李昌祺的“愤懑”更带有群体性、社会性和建设性的特征。这种差异是由时代的变化和作者不同的身份和经历造成的。

  关键词 《剪灯新话》 《剪灯余话》 精神向度 比较

  《剪灯新话》与《剪灯余话》是明初最早问世的两部文言小说,也是明代最早被禁毁的两部小说。由于所写“率皆新奇希异之事,人多喜传而乐道之”①,所以二书在明初沉寂、僵滞的文化氛围中引起轰动效应。瞿佑在自序中说《新话》本“不欲传出,客闻而求之者众,不能尽却之”。李昌祺也说《余话》写成之后,人们“竞求抄录”,“索者踵至,势不容拒”。正统七年(1442),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在奏请禁毁《剪灯新话》等书的上疏中提到,当时无论是市井平民,还是经生儒士,都“争相诵习”,“日夜记忆,以资谈论”②,两书影响之大可以想见。

  李昌祺是追摹学步瞿佑而创作《余话》的。他在自序中明确说明创作冲动来自友人赠送的《新话》,“锐欲效颦”,“技痒弗已”。二书书名只相差一个字,体例、卷数甚至每卷和全书的篇数也完全雷同。二书都采用了“历史+灵怪+世情”的构成形式,追奇述异,通过婚恋故事和神灵故事来反映和针砭现实,都在叙事中穿插了大量的诗词韵语,使小说中诗情洋溢,并由此开创了传奇小说的一种新变体———“诗文小说”。正因如此,二书常常被相提并论,被合并出版为《剪灯二种》。其实,由于瞿佑和李昌祺生活的时代有所不同,身份和生活经历也不太一样,就二书的主题话语和精神向度而言,其中的差异还是相当明显的。

  一、近事中的乱世悲音与旧闻中的思古幽情

  瞿佑由元入明时22岁,青少年时代亲身经历过元末的社会大动荡,曾跟随家人因躲避兵祸而辗转于江浙一带,战乱一直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阴霾。《新话》中多处写到了元末的几次重大战事,描述兵燹之后骸骨蔽地的悲惨图景,而通过人物的诗词抒发乱世的悲苦之音的则更多。如《华亭逢故人记》中的“沙沉枯骨何须葬,血污游魂不得归。麦饭无人作寒食,绨袍有泪哭斜晖”、“几年兵火接天涯,白骨丛中度年华。杜宇有冤能泣血,邓攸无子可传家”诸联,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伤心惨目的战乱意象、家破人亡的孤独情绪和忧生惧祸的凄苦心理,这些都由作者的切肤之痛凝集而成,能给读者带来真切的感受。

  《华亭逢故人记》深刻地反映了动乱年代文士的悲剧命运和他们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普遍心态。松江士人全某、贾某,豪放不羁,抱负非凡,每以游侠自任,自信“袖中一把龙泉剑,撑住东南半壁天”。在“四海干戈未息肩”的动乱年代,他们不甘老于林泉,企望趁时而动,立身扬名。两人在当地颇有名望,“豪门巨族,望风承接,唯恐居后”。两人也甚有才能,钱鹤皋起兵支援张士诚,他们“杖策登门,参其谋议,遂陷嘉兴等郡”。但时运不济,失败后双双投水自杀,赍志以殁。两人鬼魂向故人悲叹“生存零落皆如此,唯恨平生壮志违”,为自己谋求富贵而未能全身远祸而大为伤感。他们还和故人探讨了古代功臣的结局问题,“贫贱长思富贵,富贵复履危机”之语,深刻揭示了富贵与危机之间的关系,对血火交迸的战乱年代中士人的悲剧性命运和两难心理作了准确的概括。

  在《新话》附录的《秋香亭记》中,商生与表妹杨采采自幼相爱,家长也准备为两人操办婚事。不料张士诚起兵造反,三吴一带干戈扰攘, 商生一家从苏州南归临安,辗转会稽、四明以避乱,杨家也迁徙至金陵。有情人天各一方,音讯不通达十年之久。乱平之后,商生的仆人在金陵找到采采,采采已嫁夫生子。采采在寄给商生的信中,陈述了被迫“委身从人”的无奈,表明自己对商生“安得神灵如倩女,芳魂容易到君边” 的思念之情,并发出了“好姻缘是恶姻缘,只怨干戈不怨天”的强烈控诉。而商生则将采采的来信和诗歌“藏巾笥中,每一览之,辄寝食俱废者累日,盖终不能忘情耳”。自从瞿佑视为长辈的“乡友”凌云翰在《剪灯新话序》中提出“《秋香亭记》之作,则犹元稹之《莺莺传》也”的观点后,“自传说”几乎得到了所有研究者的认可。不管怎么说,可以肯定的是,瞿佑曾亲历动乱造成的奇悲大苦,对战乱造成的有情人难成眷属、枉留绵绵长恨的感受是刻骨铭心的。

  《新话》中有许多作品,都采用了时代悲剧与人生悲剧交叉迭现的手法,展现战乱动荡年代的人间灾难和平民血泪,以家庭和爱情的悲剧来映射时代的血腥和社会暗影,表达反战呼声。《三山福地志》中的元自实,因山东大乱,又遭群盗抢劫,家室一空,便携妻儿投奔在福州当官以前曾向他借过二百两银子的同乡缪某。不料已大富大贵的缪某非但赖帐不还,甚至对昔日的好友连粒米束薪都不肯救助。除夕之日,自实家中“囊乏一钱,瓶无储粟”,“妻子相向而哭”。自实走投无路,只好投井自尽。

  在《爱卿传》中,色艺才貌独步一时的罗爱爱,和家资巨万的赵六结婚不久,赵子赴京求取功名。不料战乱陡起,嘉兴被苗军占据,乱军 “大掠居民”,赵家住宅,为苗军军官刘万户霸占,刘万户企图强纳爱爱为妾。爱爱坚拒不从,以罗巾自缢,用终结生命的方式向动乱黑暗社会和邪恶势力发出无声而又痛切的控诉。小说通过美的被毁灭来揭露战争的罪恶。《翠翠传》中的刘翠翠与金定由同窗结为连理,婚后不到一年,翠翠被张士诚的部下李将军掳为姬妾。金定四处寻妻,野行露宿, 沿途乞讨,历时七年,备尝艰辛,终于在湖州得到翠翠的音讯,但又不敢直接相认,只能谎称寻妹,才得以和翠翠以兄妹之礼见了一面,以后两人便咫尺天涯,只好以秋凉换洗衣服为借口将诗缝在衣领中互通情愫。最终两人都在“长相思,摧心肝”的煎熬和抑郁绝望之中含恨九泉。 “一自乡关动战锋,旧愁新恨几重重”,翠翠写给金定的藏在衣领中的诗句,对制造无数人间悲剧的战乱发出了揪心裂肺的控诉。

  《剪灯新话》和《三国演义》、《水浒传》差不多同时问世,揭露社会黑暗、表现厌战情绪和久乱思治的社会心理,是这几部小说共同的精神取向。三书都有大量的揭露社会黑暗的内容和对惨酷的战争场面的描写。不同的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借助于历史的图像来反映民瘼和世乱的,其描写的对象主要是帝王将相和英雄豪杰。而《新话》所写,则是“远不出百年,近止在数载”的“近事”,它通过当代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来反映社会的混乱和黑暗。而这正是《新话》价值之所在,它不仅构成了《新话》鲜明的时代特色,同时也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

  《新话》中近事多而旧闻少,《余话》中则往事多而近闻少。《余话》中有许多时空颠倒的故事,今人近事往往只是一个由头,而主要内容是摭拾旧闻,借古人之口论史议政。如《长安夜行录》写唐代鬻饼师夫妇的故事;《何思明游酆都录》写宋朝的事情;《月夜弹琴记》叙述宋末谭节妇死节之事;《田洙薛涛联句记》的主角是唐代名妓薛涛;《青城舞剑录》中两位元末道士谈论的话题,则是汉初功臣的最终结局问题。同《新话》相比,《余话》中描写时事内容大为减少,而假托历史的古事明显增多。这显然与统治者强化了对政治文化的控制有关。明初实施了极为严厉的文化高压政策,很多人因为一个字一句话触犯忌讳而招致飞来横祸。“文字狱”的震慑作用,使得文人们不敢正视和反映社会现实,从而引发了文坛上的复古思潮。

  李昌祺比瞿佑小29岁,出生时明朝已开国九年。据作者本人自序,《新话》成书于洪武十一年(1378),《余话》则于永乐十八年(1420)完稿,两书之间有42年的时间差。因此,同样是写元末乃至明朝洪武初年的事情,对《新话》来说是“近事”或时事,而对《余话》来说则是旧闻或往事了。瞿佑的“近事”来自亲身所历和好事者相告,而李昌祺的旧闻可能很大部分来自于书本。

  李昌祺写作《余话》的时代,基本上可以说是社会相对稳定的承平岁月,战争的尘埃已经远去。李昌祺的心头并无多少战争的阴影,“战争记忆”对他来说应该是相当淡薄的,不可能有瞿佑那样锥心泣血的感受。受瞿佑影响,《余话》中的《鸾鸾传》、《连理树记》等篇目也反映了战乱对美好爱情和婚姻的摧残,但其主要的精神取向是表彰坚贞守节的行为而不是抨击战乱,故给读者带来的心灵震撼度也远不如《翠翠传》和《爱卿传》。

  二、新潮文人的重风情与大儒方伯的重风教

  身体与道德是人性的两难。灵与肉、礼教和人欲、自然的快乐原则与文明的道德原则之间的冲突是人性中永恒的冲突,直至今天,人类在婚姻、情感、性观念上的探索还有很多漫长的道路要走。如何处理人性的冲突,也是文学的一大难题。在这一点上,《新话》和《余话》的精神向度有着较大的差异。概而言之,《新话》重风情,《余话》则重风教。

  《新话》中有不少描写“风情”的作品。在《金凤钗记》中,因为相思而死的兴娘借体还魂后,于深更半夜敲意中人崔生的门自荐枕席。当崔生以不敢推辞时,她顿时面红耳赤,假装发怒说:“吾父以子侄之礼待汝,置汝门下,汝乃深夜诱我至此,将欲何为?我将诉之于父,讼汝于官,必不舍汝矣。”用要挟的手段胁迫崔生就范。兴娘敢作敢为,蔑视封建礼教的性格特征非常突出。

  又如《联芳楼记》中苏州富商之女薛兰英、薛蕙英在楼上窥见在船上洗澡的年青商人郑生,便投下一对荔枝表达情意。夜晚,二女又用竹兜将郑生吊上楼去,二女一男,“尽缱绻之意”。在幽会过程中,三人还不断吟诗抒怀。郑生诗云:“此身得似偷香蝶,游戏花丛日几回。”蕙英诗云:“风流好似鱼游水,才过东来又向西”;“他时泄漏春消息,不悔今宵一念差”。二女认为这样做虽不合礼教,却顺乎人情,也根本不怕事情泄露。她们对郑生说:“非不知钻穴之可丑……然而秋月春花,每伤虚度,云情水性,失于自持。”小说肯定了年青生命对本能欲望的追求, 并真切地描写了这种欲望的自然性和不可压抑性。瞿佑自己也感到这样写与正统观念不合,“近于诲淫”。其实,这里的“淫”,应该说是一种自然人性,是对人的感性和生命欲望的张扬。《渭塘奇遇记》中的酒家女见到来店饮酒的王生年少英俊,顿生爱心,“频于幕下窥之,或出半面,或露全体,去而复来,终莫能舍”。而王生见其举止神情不同凡俗, “亦留神注意,彼此目成久之”。在这里,作者还原了生命和生活本身的意义,展现了一种出于自然本真的健康合理的生命形式。王生当夜梦中进入酒肆内室,酒家女出外迎接,“执手入室,极其欢谑,会宿于寝”。自此以后,两人每夜都在梦中谈情幽会。得知王生要再来,女子又大胆对父母说:“明日郎君至矣,宜往候之。”显得大胆而又坦率。下一年,王生重过渭塘酒肆,方知女子因相思成疾已卧床一年。王生入内室探视,女子霍然病消。

  《新话》表现明显的带有近代性爱的特征的婚姻爱情观。在《翠翠传》中,翠翠在动乱中被张士诚的部下李将军掳为姬妾,金定仍然对她真情不改,表现了一种重人情而轻贞节的态度。《爱卿传》中的赵六虽出身于簪缨之族,家资巨万,择偶却不受制于传统的贞节观念,大胆娶妓女罗爱爱为妻。妻子被害致死后,他“抚尸大恸,绝而复苏”,“出则祷于墓下,归则哭于圃中”,这是瞿佑笔下的一位“志诚种”。

  对于《剪灯新话》,李昌祺抱着既赞赏模仿,又“惜其措辞美而风教少关”的复杂态度,“于是搜寻古今神异之事,人伦节义之实,著为诗文,纂集成卷,名曰《剪灯余话》”。“四海相传《新话》工,若观《余话》迥难同。搜寻古今希奇事,敦尚人伦节义风。”③“敦尚人伦节义”确实是《余话》最主要的价值取向。

  《新话》特别强调“情”,而《余话》则对“贞节”有着出奇的重视。《长安夜行录》中饼师妻再三嘱托巫马期仁的事就是为她洗雪不贞之名,向世人解释她当初被逼进入宁王府后,并未“失节”。《连理树记》中的贾蓬莱与上官粹奴订婚,因贾父免官归闽,婚事不谐。三年后两人于福州再次相遇。蓬莱已许婚林氏而尚未出嫁,彼此只能暗中赠物答诗互表衷情。不久闽中瘟疫流行,林生病死,蓬莱与粹奴得谐花烛。在《鸾鸾传》中,由于鸾母悔婚,鸾鸾、柳颖各自成家。两人又先后丧偶, 再续前缘。新婚之夜,鸾鸾郑重告诉柳颖:“妾虽孀妇,然尚处子”,原因是“昔缪生有疾,不能近妇人。虽与为夫妇将四月,而无人道”。夫妻在战乱中失散,鸾鸾被乱军掳去,“其他人家宅眷,皆汙辱于寇,辄得放还”;独鸾鸾等数人,“誓死不辱,故被囚禁”。鸾鸾后为周万户领去, 又因为“将军夫人妒忌,所掳妇女,皆处于别室,除浣洗衣裳,炊造饮食之外,不容辄出”,鸾鸾得以“幸兹陋躯兮免污辱”。在《芙蓉屏记》中, 崔英一家赴任途中遭船家打劫,崔英被推入江中,婢仆都被杀害,船夫顾阿秀独留下崔妻王氏,王氏与“劫掠江湖”的强盗相处月余竟安然无恙,是因为顾阿秀准备让王氏与自己次子成亲,而其子此时正“与人撑船往杭州,一两月归来”,王氏因此得以未受侮辱并伺机逃出。凡《余话》中正面歌颂的妇人女子,结婚时都是处子,也绝没有婚前或婚外的性行为。在《凤尾草记》中,祖氏女和龙生,相互爱慕。三姑娘主动向龙生吐露“我亦愿为子妻”、“得为夫妇,虽死无憾”的心意,龙生也表示 “得子为配,足慰平生”。一次,祖氏女二嫂俱归宁,独纺小楼上。龙生闻女纺声,径奔女所。“女见生来,喜气溢面”,两人谈婚论嫁,设计婚后的生活,然祖氏女也仅仅是“辍纺叙礼,与生对坐,且纺且谈”而已, 并无任何越轨的行动。

  《新话》的《金凤钗记》、《爱卿传》与《余话》的《凤尾草记》都写到了女子死后灵魂与意中人相会。兴娘以“诉之于父”来胁迫崔生就范。爱爱的鬼魂与丈夫相见,畅述别情之后,“入室欢会,款若平生”。而在《凤尾草记》中,祖氏女只是告知龙生自己的去向并关照龙生多加珍重,双方没有任何亲昵的举动。稍加对比,便见李昌祺风教意识之浓重。应该指出的是,《余话》单一的道德取向和先入为主的道德评判, 往往会削弱生活真实的深广度,也会影响人物形象的深刻性和复杂性。

  《余话》有不少表彰节烈的描写,《月夜弹琴记》中的谭节妇,城陷之后义不受辱,痛骂元兵,不屈而死,“邑人义而祀之”。在《琼奴传》中,琼奴为被武官吴指挥谋杀的丈夫伸冤后,也自沉于冢侧池中。礼部旌其冢曰“贤义妇之墓”。《鸾鸾传》中柳颖被贼人所杀,鸾鸾火葬其夫,自己也投火自焚。邻人将其夫妇安葬,并伐石表其墓曰“双节之墓”。《连理树记》中,强盗杀粹奴全家而独留蓬莱,逼其相从,蓬莱自刎于丈夫墓穴旁。强盗故意让蓬莱与粹奴之墓相隔二十步,结果“两墓之上,各生一树相向,枝连柯抱,纠结不可解”,世人呼为连理冢树。

  《余话》强调,丧伦缺德的世间男女在冥世必将受到极其严酷的处罚。在《何思明游酆都录》所描绘的地狱里,不能“恭友兄弟”的男子均被打入“勘治不义之狱”,将烧红的铁条刺入其眼中,“连十余贯而吊之,如悬槁鱼”。而“不能和顺闺门,执守妇道,使夫家分门割户、患若贼仇”的女子,均被打入“勘治不睦之狱”,“每人舌上挂一钩,钩上悬一圆石如西瓜,旋转不已,舌出长尺余,痛不可当”。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余话》“可以感发人之善心,可以惩创人之佚志”④的创作目的。

  《余话》也有不少与封建伦理相违背的地方。鸾鸾模仿贯云石的《兰房谑咏六题》作《檀口》、《酥胸》、《香钩》诸诗;更有甚者,在《江神泥庙记》中,风流才子谢琏竟与四个自称“东邻花氏之女”的妖魅同宿赋诗,轮番媾欢。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即使像李昌祺这样思想正统的作家,在涉及人性冲突时,其本身的思想也是充满矛盾的。只是同《新话》相比,《余话》的说教味和道学气要浓厚得多,而市民意识要稀薄得多。这可能是因为瞿佑和李昌祺一为江南风流放达的才子,一为朝廷大儒方伯的缘故,当然也与明初的思想控制日趋严酷有关。元末思想控制相对松驰,特别是苏、杭一带,手工业和商业的迅速发展,市民意识较为活跃,个体世俗的情感和欲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承认和肯定。当时著名诗人杨维桢在诗中写反礼教的世俗享乐生活,被人攻击为 “以淫词谲语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圣之道”的“文妖”⑤。瞿佑少年时代曾当场和杨维桢的《香奁八咏》,被杨誉为瞿家的“千里驹”。瞿佑可以说是当时的一个新潮文士。《新话》中虽然也有一些劝善惩恶的说教,但表现得更多的是市民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而李昌祺以八股起家,官至广西左布政司、河南布政司,是朝野公认的“廉洁宽厚”⑥的好官。明初大力宣扬封建教化,朱棣颁行《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试图以程朱理学统一人们的思想。朱棣还令解缙编修《烈女传》,并亲自作序,“俾为师民知所以为教,而闺门知所以为学,庶修身者不致以家自累”⑦,在最高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贞节观念愈演愈烈,孝子、节妇大量涌现。朝廷还规定文艺作品只能表现“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的内容,否则一律“拿送法司究治”⑧。在如此社会文化背景下,《余话》的重“风教”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三、文士的哀穷悼屈与达官的遣怀刺世

  瞿佑在元明之际的大动乱中饱受颠沛之苦,入明后又切身体验到政治高压的严酷可惧,潦倒落拓,满腹穷愁,于是借小说来驰骋才思,哀穷悼屈,为抱才遭困的寒士鸣不平。《修文舍人传》中的书生夏颜“博学多闻,性气英迈”,却过着“日不暇给”的生活,最后因穷愁困苦而客死他乡。他倾注毕生心血写下的文章无钱刊印,遭盗贼偷窃和虫鼠毁伤,十不存一。《富贵发迹司志》中的泰州士人何友仁,“寒一裘,暑一葛,朝、晡粥饭一盂,初无过用妄为之事。然而遑遑汲汲,常有不足之忧,冬暖而愁寒,年丰而苦饥,出无知己之投,处无蓄积之守。妻孥见弃,乡党见交,困厄艰难,无所告诉”,生存状态极为悲惨。《永州野庙记》中的毕应祥路过野庙时,因无钱设奠敬献,便遭到妖蟒追杀,这实际上是贪官酷吏压榨和迫害文士的隐喻。在《令狐生冥梦录》中,刚直之士令狐生写诗讽刺冥府受财曲法,触怒了冥府,被加上“敢为狂辞, 诬我官府”的罪名打入“犁舌狱”,这是明初文字狱的写照。

  《新话》中有不少作品通过文士在幽冥世界的奇遇来张扬个体的才学和品格,反衬阳世的吏治腐败和贤愚倒置,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颠覆性。在《水宫庆会录》中,潮州士人余善文为南海龙王广利新建的灵德殿作《上梁文》而被奉为上宾,得以与四海龙王平起平坐。东海龙王的随从轻贱斯文,藐视“白衣”,反对让余善文与龙王共席,遭到了广利等龙王的呵斥,事后余善文还得到一大笔“润笔之资”。瞿佑将本篇置于《新话》全书之首,大有为寒士吐气扬眉的意思。《令狐生冥梦录》中的令狐生,在冥王殿受审时据理力争,拉断殿槛也不肯入狱。他借写供状之机吐冤泄愤,揭露冥府的媚富欺贫和不明不公,傲骨嶙峋,最后冥王不得不承认他“持论颇正”,将他放还。《修文舍人传》极力称赞冥间的清廉公正,“黜陟必明,赏罚必公”,借阴讽阳,用冥司反衬人间官场, 对当时社会在取士用人方面的种种弊端恶习作了深入骨髓的鞭挞,愤世嫉邪的情绪倾泻而出。

  李昌祺虽身为封疆大吏,但曾两次遭贬,是他“特以泄暂尔之愤懑,一吐其胸中之新奇,而游戏翰墨”⑨的产物。不过同瞿佑富有个体性、颠覆性的“哀穷悼屈”相比,李昌祺的“愤懑”更带有群体性、社会性和建设性的特征。李昌祺在小说中也流露了一些个人的不满,但《余话》主要的精神向度是借助于历史的亡灵来影射和批判官场的种种腐败现象和恶劣风气,寄托自己匡正世风的理想。如《长安夜行录》让唐代长安卖饼师夫妇的鬼魂揭露唐代宗室诸王霸人妻女和“穷极奢侈, 灭弃礼法”的种种行径,借唐讽明,批判明初那些无法无天的皇子皇孙。《秋夕访琵琶亭记》写吴地青年沈韶在浔阳江头寻访白居易作《琵琶行》的旧址,与元末汉王陈友谅宫人郑娥婉的幽魂相遇,两人议论元末群雄竞起、兴衰相继的政局,总结陈友谅杀戮功臣、不善用人、放纵将领纵情声色而导致王业消歇的教训,其中融注了作者对于现实政治的思考和感受。在《何思明游酆都录》中,书生何思明在黄巾使者的引导下参观了冥司各狱,看到在“惩戒赃滥之门”内关押着的“皆人间清要之官”,他们生前“招权纳赂,欺世盗名,或阳为廉洁,而阴受苞苴,或于乡里恃其官势而吩咐公事”,故而在阴间要遭受种种酷刑。作者借助于阴谴冥报的故事,揭露了假道学的虚伪面目,寄托了对明初吏治腐败的不满,同时也表达了整饬世风、改良吏治的愿望。

  《余话》重“节操”,常常是有政治寓意的。李昌祺常将“妇节”与 “臣节”相联系,批判背主弃家、忘君负国之人。如《鸾鸾传》篇末议论说:“节义,人之大闲也。士君子讲之熟矣。一旦临利害,遇患难,鲜能允蹈之者。鸾幽女妇,乃能乱离之中全节不污,卒之夫死于忠,妻死于义。惟其读书达礼,而赋质之良,天理民彝,有不可泯。世之抱琵琶过别船者,闻鸾之风,其真可愧死哉!”作者显然是在讥时骂世,讽刺那些政治斗争中的投降变节分子。祝允明在《野记》中说:“李布政昌祺,为人正直,不同于时,才学亦赡雅少双。其作《剪灯余话》,虽寓言小说之靡,其间多讥失节,有为作也。同时诸老,多面交而心恶之,李不屑意也。”

  对于进入仕途者,《余话》告诫他们要为政以德。何思明参观地狱后,知道有所警戒,出任知县能“以清慎自将,并无瑕玷,号称廉洁”,他还教导晚辈做官要以“廉恕”二字为本,要“近民”。《两川都辖院志》中的吉复卿因“勇于为义”,“薄有阴骘”,寿终正寝后被冥司任命为“职事尊重”的两川都辖院主者。《泰山御史传》中的宋珪,也因“非义不为”,“经明行修”,被东岳大帝召为泰山司宪御史。《余话》中冥府任官特重阴德,这与《新话》中冥府任官重才干的原则有着显著的差异。

  注: ①曾棨《剪灯余话序》。

  ②顾炎武《日知录之余》卷四“禁小说”。

  ③张光启《剪灯余话序》。

  ④⑨刘敬《剪灯余话》序。

  ⑤王彝《王征士集·文妖》。

  ⑥《明史》卷一百六十一。

  ⑦《明太宗实录》卷二十六。

  ⑧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十“国初榜文”。

  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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