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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美林:我与《儒林外史》研究

2011-10-24 14:51| 发布者: 文青| 查看: 4100| 评论: 0|来自: 《文史知识》 2010年 第09期

摘要: 一 中国古代经籍中的注释、笺疏,史籍中的论曰、赞曰乃至太史公曰,文学作品中的序跋、章句等形式,在长期发展流变中形成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形态———评点。 它不仅成为我国古代小说、戏曲两种叙事文体的重要的批评 ...

  一

  中国古代经籍中的注释、笺疏,史籍中的论曰、赞曰乃至太史公曰,文学作品中的序跋、章句等形式,在长期发展流变中形成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形态———评点。 它不仅成为我国古代小说、戏曲两种叙事文体的重要的批评形式,而且在古代诗文中也存在,如宋人吕祖谦的《古文关键》、楼昉的《崇文古诀》、真德秀的《文章正宗》、谢枋得的《文章轨范》等等。 而小说的评点,亦有刘辰翁对《世说新语》的评点。 及至明代,作为通俗文学的小说、戏曲的评点本大量出现,既有文人(包括作者本人)的评点,也有书商(包括书商邀请的文士)的评点,产生了一批著名的评点作品和优秀的评点家,如李卓吾之批评《水浒传》,毛纶、毛宗岗父子之批评《三国演义》,张竹坡之批评《金瓶梅》,脂砚斋之批评《红楼梦》,金圣叹除批评《水浒传》外,还批评过戏曲作品《西厢记》。这些经过评点的文学作品,大大便利于受众的接受,促进了通俗文学小说、戏曲的进一步繁荣,同时也充实了文学批评的内涵,使得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更臻于成熟。

  《儒林外史》面世以后,对它的评点也屡屡出现,如今能够见到的最早刊本即清嘉庆八年(1803)的卧闲草堂本,就是《儒林外史》的第一部评点本。 其后则有大约作于咸丰三年(1853)到同治元年(1862)之际的黄小田评本。 再后则有同治十三年(1874)齐省堂增订的评点本(包括增补齐省堂本),与齐本几乎同时而稍后的则有张文虎(天目山樵)评点本。 张本始作于同治十二年(1873),至光绪三年(1877)仍在修订、完善中,直至光绪四年、五年、六年、七年仍写有识语。 除此四家评以外,清人或批评或考索者亦尚有之,如徐允临、华约渔、平步青、金和等辈,但他们的成就和影响均不及上述四家评。

  对于《儒林外史》评点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据《〈儒林外史〉研究史》所附论文索引,截止于2005年底,综合讨论《儒林外史》评点的文章约有三四篇,如蔡国梁的《从清人的评点看〈儒林外史〉的用笔》、孙逊的《关于〈儒林外史〉的评本和评语》、谭帆的《论〈儒林外史〉评点的渊源与价值》等。 而分论四家评者,论卧评的文章最多,有十三篇。 发表最早的是房日晰的《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回评琐谈》,其后是庞修森的文章,接着是笔者的《从卧本评语看〈儒林外史〉的民族特色》,再其后有杨翼、汪岳尊、沈继常、周腊生、马成生、吴圣昔等人的文章;1991年笔者再次发表全面评论卧评的文章 《〈儒林外史〉 卧评略论》,其后又有魏建刚、周书文、吴波等人的文章;杨爱军的《〈儒林外史〉卧评和天评情节结构论》,则是半篇论卧评的文章。

  至于上世纪80年代发现的黄小田评本,先后有李汉秋和项纯文两篇评介文字,前者见《光明日报》1985年10月8日,后者见《安徽日报》 1987年7月4日,笔者所发表的《新近发现的〈儒林外史〉黄小田评本略议》,则是全面评论黄评的文章。 此后,有胡光坡的《〈儒林外史〉黄评述略》一文。 对于齐省堂评本的专论文字,至2005年底,仅有笔者所写的一篇,即《略论〈儒林外史〉齐省堂评》。 而对于张文虎的“天目山樵”评本,早于上述杨爱军半篇文字之前十一年,笔者即发表《〈儒林外史〉张评略议》,到2005年底,也仅此一文而已。

  由上述排检可知,笔者对《儒林外史》清代四家评做了全面的研讨,发表了五篇文章(卧评二篇,其馀三家评各一篇)。 对此,《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清代文学研究》 一书中评介说:“从迄今所能见到的卧闲草堂评本开始,有关《儒林外史》的评点共有四家。 研究这些评本的优劣及其特点,是本期《儒林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这方面,陈美林用力尤勤。 ”他所发表的论文“不但分论四家评本的特色,而且还比较了四种评本的得失”。

  笔者之所以研究这四家评本,目的有二:一是为了运用这一传统的批评形式,注进新的美学内涵,为撰作《新批〈儒林外史〉》做准备工作。 这一成果已于1989年12月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一是为了撰作《〈儒林外史〉研究史》,这一成果也于2006年12月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兹分别就这两个项目略作回顾和探讨。

  二

  运用传统的批评形式, 对古代小说进行有时代特色的评点研究,笔者在上世纪70年代就曾有所考虑。 在研读四家评时,认为它们对于小说中人物的言行、悲喜,体察入微;对于情节的设置、安排,极有卓识;乃至对叙述语言、描写语言的或褒或贬,深有领悟。 它们的作用非时下泛泛的理论文章所可替代,也非一般“套式”的赏析文字所可望其项背。 因此,深深感到如果运用这一传统形式,扬长避短,赋予新的美学内涵,重新批评《儒林外史》,必将有助于当今读者的接受,有助于专家的研究,于是便有尝试之意。 及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些编辑常来舍间约请撰稿和代为审稿, 交谈之间涉及这一意向,经他们研究后便正式向笔者约稿,于是《新批〈儒林外史〉》便于1989年 12月出版。 在1993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书评学》第五章第三节中,老出版家徐柏容先生说“评点这种形式也渐被人弃而不用了”,他认为“倘若以新的思想观点、新的审美意识来运用评点方式,它还不失为一种好的有特色的书评方式”,“这一点也不是从来无人看到,‘文化大革命’前,有的出版社就想出版《水浒》的新评点本,曾印过几回试稿,可惜一直未见蕆事。 倒是1990年(实为1989年)江苏出版了陈美林的《新批〈儒林外史〉》,但愿这是评点式书评重新繁荣的一个好的开始”。 可见笔者所作《新批〈儒林外史〉》是近百年来尤其是近五十年来这一形式被重新“开始”运用的成果。

  在实践评点形式研究《儒林外史》之前,如上所述,笔者即对既往的四家评本及其他有关小说、戏曲的评点各做了一番探索,除了对《儒林外史》四家评发了五篇论文以外,还意图对古代小说评点的成就和不足作一较为全面的评估,发表了《重视小说评点的研究,促进小说评点的繁荣》一文。 这些论文发表有先有后,但都是笔者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长期研究的心得体会。 如果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研究便率而操觚,鲁莽从事,随意批评,信笔涂抹,必将唐突吴敬梓,肢解《儒林外史》。

  但是仅仅对四家评进行研究后便着手评点《儒林外史》,还是远远不能顺利完成这项工作。 因为四家评仅仅是四家对《儒林外史》的研究心得,他们都是生活在封建社会中的士人,生活时代虽同为清代中叶,但仍有前有后,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时代的学术文化思潮、个人的学术素养和审美观念仍然有着差异, 这就必然要影响到他们的批评观念,这是需要细加辨识的。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批评是我们研究的第二存在,吴敬梓其人与《儒林外史》其书是我们研究的第一存在。 没有对吴敬梓其人的社会背景、家庭状况、个人经历以及学术素养和文艺思想等等有深切的了解,就很难探析其作品《儒林外史》的创作主旨、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就无以细致入微地考察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的客观环境和主观心态,从而做到知人论世的批评。 同时还要考虑到我们批评的是古典小说,面对的是今日读者,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以新的审美意识去认识、解读和批评往昔的作品。

  此外,由于小说是多体兼备的文学样式,一部叙事小说中也可能兼容着或多或少的抒情诗赋,《儒林外史》中引用前人诗词歌赋并不多见,但亦非全无。 例如小说中“天下何人不识君”、“无人知道外边寒”等诗句,包含在作者的叙述语言中,又未特地表明是引用前人的诗句,很容易被读者误以为是吴敬梓自己的叙述语言。 其实这两句均为唐诗,前者为高适《别董大》诗句,后者为吴融《华清宫》诗句。 除前代的文学作品外,小说中涉及经史子集之处颇亦有之,如王惠扶乩的判词“羡尔功名夏后”,王惠说:“只有头一句明白,‘功名夏后’,是‘夏后氏五十而贡’,我恰是五十岁登科的。 ”此句出自《论语·滕文公》,朱熹注云:“此乃言制民常产与其取之之制也。 夏时一夫受田五十亩,而每夫计其五亩之入以为贡。 ”分明是指夏代的贡赋制度,与科举考试毫不相干。 吴敬梓描写此节乃讽刺进士王惠连宋儒注疏的《四书》也不甚知晓,而上述几个校注本于此均无注释,今日之读者怕难以知晓吴敬梓这种讽刺手段了。 同时,小说中涉及的社会生活面极广,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学术,乃至天文地理、医卜星相等等,例如严监生病重,“肝木克了脾土” 云云,则属于中医理论,凡此种种均说明,如果没有多方面的知识是难以深入揭示这部小说深刻的思想内涵的。

  由于小说作品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批评者还必须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去批评它。 而由于作者的生活经验是不断累积的,也由于读者和评者的生活经验同样是逐渐丰富的,因而读者和评者的读书体会也就有一个由浅而深的过程,正如张潮在《幽梦影》中所说:“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 皆以阅历之深浅,为所得之深浅耳。 ”读书如此,评书亦如此,例如十三回中蘧公孙提出要在马纯上选批的《历科程墨持运》一书的封面上“添上小弟一个名字,与先生同选,以附骥尾”。 马纯上严辞拒绝。 不料若干年后,在三十三回中写到南京状元境书坊中出售该书, 就具名:“处州马纯上、嘉兴蘧夫同选。 ”至于马纯上何以由拒绝到同意,小说中没有叙及。 十三回书中,马纯上自云“补廪生二十四年”,彼时当在四五十岁间,据朱一玄所作《儒林外史故事编年》,此时与三十三回所叙故事,两者之间相距约十七年之久,马纯上当在六七十岁间,老矣。 人至晚年,生活、心态均有所变化。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作《新批》时,对此情节颇感犹疑,无从下笔,修订本《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出版时也未曾补批。直至近年重新审读,笔者老矣,对此始有所悟,但已不及写入《清批》,只有待诸来日再版时补写。

  总之,如果没有对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有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如果没有广博的学养和深厚的积累,是难以做好运用传统形式批评这部小说的。 当《新批〈儒林外史〉》于1989年12月出版以后,香港《大公报》发表《评陈美林〈新批儒林外史〉》一文即云:“他在多年探讨《儒林外史》的基础上,继承前人小说评点之长,结合今天读者的要求,熔学术探讨和艺术鉴赏于一炉,推出他的新著,再次受到学术界的注目与好评。 ”一时海内外十馀种报刊发表评介。 而当修改本《清批》本问世后,何满子在《中华读书报》(2002年3月27日)发表对此书的评论,“这个评本注释的精善, 在近几十年来出版的几部长篇小说经典新版本中,也是很见功力的”。

  三

  清代四家批评《儒林外史》的成果,在《儒林外史》研究史上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对四家评进行研究,也就是对产生《儒林外史》同一朝代评论该书的重要著作的研究,是撰作《〈儒林外史〉研究史》的重要内容和主要章节。

  在有关论文中,笔者曾述及自己对《儒林外史》研究史的研究是与对《儒林外史》本身的研究同步进行的,甚至略早于对《儒林外史》本身的研究。 这是符合学术研究规律的,因为在研究某一课题前,必须了解前人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状况和成果,既为避免重复研究,又为一己的研究确立起点,而这种必不可少的研读也就可以说是对某一课题研究史的初始研究。

  笔者在求学期间就对学术史有着广泛的关注。 在长期担任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工作中,曾不断地翻阅林传甲以来的文学史著作,包括通史、断代史、分体史、专史等近百种,并在上世纪80年代发表了《重视对文学史著作的研究工作》一文,就文学史著作的题名、范围、体例、评介等问题发表一孔之见。 至于外国文学史的有关著作,如法国文学史家朗松(GusTave Lanson)的《法国文学史》,泰纳(Hippolyte Taine)的《英国文学史》,德国文学史家盖尔维努斯(Geovg Gottfried Gervinus)的《德国民族文学史》,意大利批评家德·桑克蒂思(Francesco De Sanctis)的《意大利文学史》以及丹麦文学史家布兰代斯(Geovg Brandes)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等著作,不仅描述了各自国度的文学发展史,还对文学的基本原理发表了许多精辟的意见,如泰纳在其所著《英国文学史》的 “导论”中就提出种族、环境与时代是制约文学创作的三个重要条件;又如布兰代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曾论及文学的比较研究。 也许正因为接受了这些名著的影响,受到它们的启发,笔者也曾以莫里哀、巴尔扎克与吴敬梓的作品进行比较,在《光明日报》(1980年10月15日)发表了谈比较文学的短文,受到学界的重视。 此后,卢兴基主编《建国以来古代文学问题讨论举要》一书,约我撰写《略述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几种意见》、《关于文学史主流问题讨论的回顾》。 此外还多次参加编写文学史的实践。

  在自己研读和参编文学史的同时,也很注意向当时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学习。 如对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两部《中国文学史》著作,就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意见。 中国科学院文学所主编的三卷本文学史,在正式出版前曾内部印出,广泛征求意见,我也收到一部并应邀参加1961年在南京召开的座谈会。 主持会议者为时任江苏省文化局局长的周邨,与会者有余冠英率领的文学所几位同志,以及南京大学、南京师院等校部分老师,江苏师院与会者有刘开荣、钱仲联与笔者。 至于游国恩、王起等人主编的四卷本,在重新修订时,王季思先生曾于1979 年初夏亲来南京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与会者有唐圭璋、段熙仲、孙望等十馀人。 笔者(上世纪60年代末,笔者已调入南京师院工作)在会上谈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后,王季思先生又约笔者于会后个别交谈。

  由于这样的学习和教学经历,在1971年接受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请整理和撰写《儒林外史》前言初始(如今冠在书前的前言非笔者所写,请参阅拙作《人文版〈儒林外史〉前言有四稿》,载《文史知识》2001 年第 11 期),即不断搜集资料 ,深入研究作家和作品 ,先后在 《文学遗产 》、《文献》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篇左右,其中包括《儒林外史》研究史的专论三十馀篇;出版著作十种,如《吴敬梓研究》、《吴敬梓评传》、《儒林外史人物论》、《新批儒林外史》等;还主编了《儒林外史辞典》,这就为撰作《〈儒林外史〉研究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于是便于上世纪90年代申报江苏省社科“九·五”项目,获准立项后便正式着手这一课题。 这原是我个人项目,但当时随我攻读博士学位的吴波君请求参与此次研究,经过考虑便予接受。 经过吴波君近两年的努力,完成近三十万字的初稿,通过结项后,有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 但我考虑作为学术专史,尚可进一步完善,便交给另一位博士弟子李忠明君再去“磨合”,忠明也欣然接受。 二君在执笔过程中,主要根据我多年的研究成果和多方搜集的文献资料,或将我的一篇篇专论直接采入书中,或将我的多项研究成果加以综合、改写,作为该书的某章某节。 当然,亦有我未曾论及的内容,如近十年的研究状况、对当代学人的评述等,则由二君补写。 经过我们共同努力,四易其稿,终于完成,书稿由海峡文艺出版社于2006年12月出版。 此处仅就撰作态度再略作叙说。

  编纂历史,撰作学术史,如何评述前辈时贤的成就和贡献,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是要求学术史著作的作者要具备高尚的史德。 既往治史者,强调才学识,《唐书·刘知几传》即云:“史有三长,才学识。 ”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中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 谓著书者之心术也。 ”鲁迅曾评说《儒林外史》是吴敬梓“以公心讽世之书”(《中国小说史略》),那么我们撰写《儒林外史》研究史,焉能不出自公心? 但客观事实并不尽然,例如有的“综述”、“综览”一类文字(这其实是学术史的雏型)中偶也可见以个人爱憎或关系亲疏立言,或任意褒贬,或故意抑扬。 上世纪80年代,《光明日报》就曾以《儒林外史》是讽刺小说抑是批判现实主义小说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先后发表了李汉秋、胡益民、周林生、苏海、王祖献、周中明的文章,双方观点不同。 因周中明不同意李汉秋之说,因而在少数综述文字中就不提周文,甚至在有关著作所附索引中也剔除周文不录。 直到2001年纪念吴敬梓诞辰三百年之际,有刊物发表《新时期〈儒林外史〉研究综述》一文,在回顾这场讨论时仍然不提周中明的文章,这就使这场讨论不同观点的双方有一方缺位。 1996年,在扬州大学召开的《儒林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韩国学者赵宽熙提交了《〈儒林外史〉是讽刺还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论文,不同意李说。 此文发表在《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1期,而上引之综述文字也不称引赵文。 这并非综述作者未见赵文,因为“综述”文中引用了同一刊物同一专栏中美国学者连心达的论文。 如此回避讨论中实际发生的不同观点、掩没不同见解的作法,是缺少学术气度的表现。 其实这种手段也是徒劳的,因为学术成果是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一两篇“综述”、“综览”文章或一两位论者的抑扬褒贬而增值或贬值,反而显露了论者史德的缺失。 如此撰写“综述”、“综览”、“研究概况”乃至“研究史”,必然失之公正,失之客观,自然不能如实反映学术研究发展的真实状况,也就不可能有任何学术价值,只能对后代学人产生误导作用,让后代学人花费很大的精力去考辨事实,澄清真相,对于学术研究而言,这是浪费学人有限、有用的精力。 2004年在香山举行的古代小说及文献国际研讨会上,我曾主持一场大会发言,在小结时就某位先生考订成就大加赞赏,并希望当代学人尽可能不要有意无意地“制造”一些让后人去“考辨”的问题,努力做到如实地、客观地反映当代学术研究的实况。 这也是我对执笔编撰《〈儒林外史〉研究史》的两位弟子的要求。 当然,究竟做得如何,还有待广大学者和读者的指正,如发现缺失,必当于再版时改善。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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