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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坡”、“野猪林”与水浒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2011-10-15 23:34| 发布者: 文青| 查看: 1466| 评论: 0|原作者: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刘洪强|来自: 本站原创

摘要:   2011年9月23日至25日,由山东省水浒文化研究会与山东省莘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十字坡’、‘野猪林’与水浒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在山东省莘县盛大召开。有来自北京、贵州、新疆等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高校或科研 ...

  2011年9月23日至25日,由山东省水浒文化研究会与山东省莘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十字坡’、‘野猪林’与水浒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在山东省莘县盛大召开。有来自北京、贵州、新疆等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高校或科研单位的40多位水浒研究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与会专家对莘县“十字坡”、“野猪林”等进行了学术考察,就有关“十字坡”、“野猪林”与水浒文化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会议开幕式以后随即进行大会发言。在开幕式上,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山东省水浒文化研究会会长、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杜贵晨先生代表学会致辞。他首先对会议的召开表示了热烈的祝贺,接着指出这次会议的召开表明莘县的水浒文化研究与开发已经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并有了良好的开端。莘县的水浒研究,是全省乃至全国水浒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水浒研究的大收获,也是莘县发展的一个契机。莘县的水浒故事不像梁山、郓城、东平等地的体量大,但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十字坡”是中国古代小说当中最有名气的酒店,代表直接的商业类型,是通俗小说中最大最有特色的“夫妻店”,还是“连锁店”,经营包子生意,虽有负面影响,但其终归于“忠义”的价值取向值得发扬肯定与研究。“野猪林”中英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在水浒文化中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这些都与莘县有联系,虽然这些关系还有待考证,但是不可否认,这是我们在这里开会的根本的理由。我们是认真的,是严肃的,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杜贵晨先生同时指出,当下在水浒研究中,有些不是建设,而是破坏文化,我们要警惕,绝不忽悠,绝不能忽悠,以此来推动真正的文化建设,把水浒研究推向前进。

  此次会议共收到23篇论文,这些论文大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与“十字坡”、“野猪林”有关的论文,第二类是与《水浒传》其他方面有关的论文,而以第一类论文数量为多。

  在第一类论文中,论证“十字坡”、“野猪林”的发生地在何处是会议的热点。与会专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十字坡”、“野猪林”故事的发源地作了历史与文学的考证与分析。

  杜贵晨先生在《〈水浒传〉“十字坡”探源》中认为,《水浒传》中的“孟州十字坡”与今河南孟州无关。有关“十字坡”描写是罗贯中从山东莘县、河南范县交界处“十字坡”及其孙二娘、张青故事挪移变化来的。孙、张二人其人其事是否实有,固然殊难断定,但事起有因,非空穴来风,则是可以相信的。莘县有关“十字坡”以及孙二娘、张青故事传说可能比《水浒传》更早,是《水浒传》“孟州十字坡”故事的源头。

  欧阳健先生《野猪林、十字坡与“水浒”精神的宏扬》通过爬梳地方志等材料,结合小说实际描写,认为“十字坡”、“野猪林”两地最有可能是在河南而不是山东。那么怎么看待莘县的“十字坡”、“野猪林”的传说呢?欧阳先生在《莘县续修志》中找到莘县知县曹煜的《康熙三十年重修冰井庙记》,在这篇文章中,虽然说是重修冰井庙,但其实“冰井有井之名而无井”,怎样处理“冰井有名无实”这种情况呢?莘县的清代领导曹煜认为,这种传说“有不可不传,不得不传者”,欧阳先生非常欣赏这种做法。欧阳先生还说,这种假说与事实不甚相符的事实在全国各地并不鲜见。对于洪昇是《红楼梦》的作者他相信20%,对于罗贯中是山东东平人他相信60%,对于“十字坡”、“野猪林”在莘县他相信80%。欧阳先生还认为,施耐庵很有可能来过莘县,到过野猪林、十字坡,从而把这两处写于《水浒传》中。

  王平先生《野猪林、十字坡与〈水浒传〉传奇性》指出, “十字坡”、“野猪林”很可能是发生在山东莘县。虽然小说中实际描写与现实有不符的地方,但是《水浒传》在地理方位上有许多与现实相背离的地方,这些“错误”有时是为了情节发展的需要,对于这种错位我们应该从文学创作特有的虚构和想象角度来把握,从中国特有的审美趣味和欣赏习惯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王教授还对“十字坡”、“野猪林”故事在情节结构、表现手法的传奇性作了分析评价。

  宋培宪先生《〈野猪林〉、〈十字坡〉戏曲漫话——兼及故事发生地问题》从田野调查出发,从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角度论证了“十字坡”、“野猪林”的确发生在山东莘县,并认为造成两地归属不明的原因一是小说中本来语焉不详,二是所在地政府宣传力度不够。宋先生还梳理了明清以来以“十字坡”、“野猪林”故事为题材的戏曲,各种剧种对它们改编与生发,一直活跃地舞台上,可谓两个故事的戏曲小史。

  王守亮先生《读〈道光观城县志〉“野猪林”资料札记》认为,观城(故址在今莘县观城)县志出现过“野猪林”的村庄,但今天“野猪林”村却已经消失,“野猪林”村的来历已经无从考证,但是观城县位于东京与沧州之间,而离东京较近,林冲很有可能是经过观城的,而莘县的水浒开发也不一定非要拘泥于野猪林一定要在历史上发生在莘县,要做好“虚”(文学)、“实”(本地)之间的文章。

  刘洪强《〈水浒传〉与宋元话本小说考》中指出,野猪林故事与宋元话本小说与《皂角林大王假形》的故事相似,《皂角林大王假形》讲的是两个公人押送赵知县在青岩山林中,被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救了,而有意思的是两个公人杀害赵知县的地点也是在山东河南之间,如野猪林的所在地一样扑朔迷离,野猪林故事在宋元时代可能是皂角林故事的一个变形。

  王辉先生《〈水浒传〉中“十字坡”、“野猪林”与莘县地域文化之关系》通过大量文献证明莘县、范县所在的鲁西南地方文化传统与《水浒传》所塑造的“十字坡”、“野猪林”文学场景有着密切的关联性,然而“十字坡”、“野猪林”两场景的发生地,却均不在莘、范两县所在的鲁西南地域内,这是因为作者出于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而做了有意的误置的缘故。王辉还梳理了明清以来水浒戏中“十字坡”、“野猪林”的演变,这些戏曲对扩大水浒传的影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是“十字坡”、“野猪林”自身文学价值不断凸现的表征。

  杨巨源先生《十字坡与莘县》引用民间传说并加以田野调查,认为莘县的十字坡在樱桃园镇南二华里处;《野猪林变迁》指出《水浒传》中的沧州道与野猪林均与今天莘县的观城镇有关,古时的观城一带沟壑纵横,树木丛生,林中常有野猪出没,故人皆将此林呼为“野猪林”。历史的沧桑巨变使野猪林一带变成了一马平川的农田,于是“野猪林”虽为当地人熟知而难为外地人知晓。

  在第一类论文中,还有一部分论文是讨论并阐释“十字坡”、“野猪林”的文化含义的。

  胥惠民先生《鲁智深与野猪林》认为《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是小说中最成功的故事之一。这个故事表明鲁智深是第一个站出来同奸臣高俅作斗争的英雄,“除恶就是扬善”是鲁智深思想性格的本质特点。

  侯忠义、孔书敬两先生《〈水浒传〉的文化影响——“十字坡”、“野猪林”赞》指出,十字坡、野猪林都在莘县,是《水浒传》有名的地方。鲁智深、武松都到过十字坡,并与菜园子张青、孙二娘结成生死兄弟,同为梁山好汉;而在野猪林中,鲁智深义救林冲,两人并从此走上了反抗官府的道路。侯先生特别指出,十字坡似乎成了人肉馒头的代名词,但是小说中的大量吃人肉的描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风气有关;作者的这种描写亦带有喜剧化、公式化的色彩,是小说家或说话人的游戏之笔,是一种创作风格。野猪林既是杀人的地方也是救人的地方。

  杨巨源先生《十字坡与莘县》认为孙二娘卖人肉包子极可能是故事在民间流传过程中人为地添油加醋或施耐庵在写作过程中有意的虚构,目的在于迎合听者或读者的心理需要,更加突出孙二娘天不怕地不怕的“母夜叉”形象。

  刘洪军先生《谈谈十字坡》指出,十字坡的出现给了水浒英雄一个新的表演舞台,而武松在穿上了僧装暗示了武松将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十字坡的故事是《水浒传》中最重要、独特的节点,十字坡以它独特的魅力已经到了融入山东大“水浒”旅游圈的时候了。

  韩志平先生《水浒文化与莘县》指出,“十字坡”、“野猪林”遗址是莘县的一笔水浒文化遗产。同时阐释了《水浒传》中的易学元素,包括《水浒传》中的易学人物邵雍等;易数与时空信息的运用;阴阳五行生克规律的运用;吴用智赚玉麒麟是对易经的亵渎;《推背图》言方腊纯系杜撰。

  马军先生《十字坡的文学描述与民间传说》挖掘了流传于民间的张青与孙二娘夫妻的传说,小说中的孙二娘杀人越货而传说中的孙二娘却是一个行侠仗义的女中豪杰,这表明《水浒传》中的故事和人物,是在原有民间传说的基础上,作者根据书中故事情节的需要而进行的一次再创作。

  王立先生《十字坡黑店与〈水浒传〉等小说戏曲中的江湖文化》与王前程先生《〈水浒传〉的乱世思维及其价值——也从“十字坡黑店现象”说开去》都注意到十字坡的黑店现象。王立先生认为,《水浒传》写武松黑店脱身,是英雄迎击江湖险恶的叙事。武松幸免暗算的智慧来自江湖知识、行走江湖的警觉、必要的身体条件,也有店主妇孙二娘的轻敌大意。武松与孙二娘由“对立”到“和谐”的角色关系转变,有赖于彼此认同的江湖伦理原则,转换动因是好汉们惺惺相惜的江湖情谊。明代传奇的孙二娘形象延续了小说的描绘。

  王前程先生针对《水浒传》中的十字坡卖人肉包子的现象及当下学界对这种现象的彻底否定,谈了《水浒传》所体现的乱世思维及其价值,《水浒传》是乱世的必然产物,是一部乱世百科全书,具有深刻的历史认识价值;讨论《水浒传》的是非功过不能脱离乱世的背景。梁山好汉是生于险恶环境下的乱世英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高大完美的英雄,苛求他们、贬低他们、谴责他们都是不切实际的做法。

  除以上与“十字坡”、“野猪林”有关的论文,还有许多专家提交的是与《水浒传》其他方面有关的论文。

  李永祜先生旁征博引以大量的史实来驳斥许多流行的观点从而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河朔的卫州南部和南乐县五花营及山东的郓城县是宋江起义军的三个原始地点。宋江军离开京东进入淮南意图向南方发展,面临困境,决定北返,于攻陷淮阳军后即分三路,南路为小股先遣队,经沭阳直奔海淀,为主力预作准备;北路可能为伤病体弱者,扬言入河北,以作疑兵,掩护主力;中路为主力部队,经京东沂州剽掠到海州附近,因中伏而力尽投降。宋江被捕杀,不是诱杀,也非蓄谋伏击,而是叛变在前,捕杀在后。统治者和归降者相互猜忌,以及宋江桀骜不驯的个性,是双方矛盾激化,导致事变的主因。

  周郢先生《〈览胜纪谈〉中的宋江轶事》从明人陆采《览胜纪谈》卷一《仁钦》觅得一则宋江轶事,这一情节不载于今本《水浒传》,显示了宋江故事与泰山文化的密切联系。

  徐永斌先生《〈水浒传〉等侠义类文学题材对凌濛初戏曲小说创作的影响》着重讨论了现存的凌濛初戏曲小说中侠义作品的渊源。凌濛初在创作或改编戏曲小说中侠义题材的作品时,十分重视吸取宋明笔记小说中乃至民间传说中的素材,尤其重视《水浒传》、《剑侠传》、《亘史》这三部著作。

  丁永林先生《钩沉〈水浒传〉“的本”札记》通过钩沉明清至现代文献中对《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点滴记载,对施耐庵的身份作了一番勾勒,并推出自己大胆的假设,施耐庵或许就是“梁山人”。

  孔凡艳、任明华两先生《〈水浒传〉统治阶级违法的不可消解之原因探析》对《水浒传》中统治阶级的违法害民作了探讨并分析其违法的原因,一是政治体制的只知道残酷压制百姓而不是服务于他们;二是统治阶层的整体腐朽,统治者因金钱、权势与人情而任意枉法;三是高俅等奸臣迫害忠良等。

  朱明秋先生《试说武松“有……花荣之雅”》认为花荣与《世说新语·雅量》的人物极为类似,而武松的个性之一就是花荣的“雅”,“雅”具体表现为“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人不知而不愠”的沉着从容的“雅量”以及言辞的得体。弄清这一点可以更好地把握武松与花荣的形象。

  对于学界提出的众多的《水浒传》主题,张同胜先生《杏黄旗与“替天行道”》——兼论黄颜色的文化意义》从水泊梁山上飘着的一面杏黄旗入手,得出梁山泊的政治纲领确实是只反贪官污吏而不反皇帝,只替上天行公道,主持民间正义。因为杏黄旗之颜色杏黄,乃是民间所仅能使用的颜色;而明黄则为皇帝专用。

  这次会议的论文大都集中于“十字坡”、“野猪林”所在地的探讨及其两地故事的意义阐释上,这在《水浒传》研究史上是第一次。两地到底在哪里与会专家都发表了自己审慎的看法,并表示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掀起中国水浒文化研究尤其是“十字坡”、“野猪林”文化研究的高潮,这次会议虽然在莘县召开,但是“十字坡”、“野猪林”文化本身是开放的,是属于全国、全世界的。

  作者简介:刘洪强(1974—),男,山东省新泰市人,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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