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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东平罗贯中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学术研讨会

2011-9-26 21:56| 发布者: 文青| 查看: 1525| 评论: 0|原作者: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任明华|来自: 本站原创

摘要: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2011年9月19日至22日,由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和山东省东平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中国·东平罗贯中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学术研讨会暨罗贯中纪念馆开馆仪式”在古代著名小说家罗贯中的故里 ...

 

第二届东平罗贯中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学术研讨会

暨罗贯中纪念馆开馆仪式综述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任明华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2011年9月19日至22日,由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和山东省东平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中国·东平罗贯中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学术研讨会暨罗贯中纪念馆开馆仪式”在古代著名小说家罗贯中的故里山东省东平县盛大召开。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会长、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袁世硕先生,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所长、教育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黄霖教授等与来自全国近20个省市的近百名专家学者齐聚美丽的东平湖畔,就罗贯中及其著作展开了热烈的研讨。

 

  会议收到了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和中国水浒学会等单位、个人发来的热情洋溢的贺信。

 

  在开馆仪式上,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山东省水浒文化研究会会长、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杜贵晨先生代表学会致辞。他首先对会议的召开表示了热烈的祝贺。接着指出近几十年来,《三国演义》作者、《水浒传》作者或主要作者罗贯中籍贯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自明代形成的罗贯中籍贯“东原说”即罗贯中是东原(今山东东平)人的观点,已经成为学界多数研究者的共识,而此一共识被采用为由袁行霈先生主编的教育部21世纪教材《中国文学史》的内容,则标志了其已成为当代学术的基本结论。他认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两大“奇书”以通俗的形式在深深地影响着古代乃至当代大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与孔子比肩似乎一点也不为过,故为罗贯中铜像撰联云“至圣尼山孔夫子,大贤东原罗贯中”。他称赞山东省东平县委县政府领导以其远见卓识斥巨资兴建了罗贯中纪念馆,以打造“贯中故里,水浒东平”这张城市文化名片,是传承、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切实举措,是造福东平人民的盛世大事。

 

  与会学者共提交论文40余篇, 除有20位代表作了大会发言之外,还展开了热烈的小组讨论,与会学者以文会友,各抒己见,求同存异,在讨论、交流中使问题愈加明晰。研讨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确认了《三国演义》作者和《水浒传》作者或主要作者为“东原罗贯中”及其与东原文化的关系。有关论文的作者们分别从作品的题署、内部描写和当地民间传说、现存碑刻等寻求作者的籍贯、水浒故事的发生地、起源地,不少论证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杜贵晨先生的《古代小说考证同名交错之误及其对策——以〈三国演义〉、〈西游记〉为例》一文指出,古代社会与小说中都有不少同名交错以致误的记载或描写,据《录鬼簿续编》产生的《三国演义》作者的“太原说”最大可能是与“东原罗贯中”说同名交错的误判。在没有证据确认太原罗贯中与《三国演义》相关之前,“当今《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籍贯的认定应该回到‘东原罗贯中说’……的原点上来”,并提出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研究对策:“古代小说考证要充分顾及作者、作品同名现象的严重性,把不能仅凭同名下判断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并‘阙疑’能‘缓’。”这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正确对待古代文学作品、作家同名交错的现象,推动学术的深入研究。杭州师范大学教授马成生的《“让〈水浒传〉自己来指认——关于〈水浒传〉的作者》与江苏兴化莫其康的《关于施、罗籍贯“习称”及其他——与马成生先生商榷》两文,均从小说地理物候、语言风俗等描写入手论证施耐庵的籍贯,却得出不一样的结论,提醒我们要注意区别原籍、寄籍的关系。

 

  会议在《水浒传》与东平关系的研究资料方面有新的重要发现。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周郢的《东平“水浒”文化的新史证——新见两首宋江诗》,则发现两首各种“《水浒传》研究资料”均未辑入的清人咏宋江诗——蒋楷的《棘梁山观造像》和斌良的《张阿道旁碑》。前诗见《那处诗钞》,诗序载棘梁山上有宋江像,棘梁山在今东平县东平湖西畔,并引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重修瑞相寺记》碑文证明棘梁山(即立良山)即宋江立寨处;后诗见《抱冲斋诗集》,序载东平湖畔土人所说的宋江碑,实为明弘治间平江伯陈锐等的治河记功碑。上述诗序碑文的记载,源于宋江曾活动于这一区域,表明“梁山英雄故事已融入民间信仰,从一个侧面彰显了《水浒传》对东平文化的重大影响”。这既证明了水浒故事与东平的密切关系,也必将有力推动东平水浒文化的深入研究。山东轻工业学院王守亮的《〈水浒传〉中山东地理的写实性》认为小说前82回中绝大多数章回的主要故事背景是山东州、府、县、镇,所谓《水浒传》作者对北方尤其山东地理知之甚少的意见,无论就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而言,还是从《水浒传》的有关内容来看,都是不能成立的;恰恰相反,作者对山东地理相当熟悉,小说中有关山东的地理描写也基本是真实的,“这作为一条重要佐证可以证明,《水浒传》作者是一位久居山东、熟悉山东的人”。作者将正史、方志等典籍的记载与小说的描写相对照,得出的结论是可信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永祜先生的《宋江及其起义军几个关键问题的新探考》,通过对方志史传记载的考证分析,认为“河朔的卫州南部和南乐县五花营是宋江军起义的两个原始地点”,并对义军的进军发展方向和宋江遇害的时间、原因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作者旁征博引,资料翔实,虽然得出的结论尚有商榷之处,但这深化了历史上的宋江等农民起义与小说的关系研究。泰山学院蒋铁生、范正生的《东平水浒文化探赜》、东平当地学者郭云策的《东平棘梁山――水浒英雄首举义旗之地》等,则对山东水浒文化旅游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反击所谓“双典批判”,对两书思想文化意蕴有新的解读。这方面的文章有10多篇。《三国演义》《水浒传》两部小说(双典)成书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民间文化与正统文化的交织,为小说意蕴的多重解读提供了可能,但一般说来,不应该导致对这两部名著的全面否定。针对某些人否定“双典”的言论,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胥惠民教授的《违反常理的批判――读刘再复〈双典批判〉杂感》,对刘再复否定一大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及其所谓《水浒传》、《三国演义》统治中国人心,把中国引向“地狱之门”,以至于现在仍然生活在地狱之门等论调,表达了极大的不满和愤慨,并进行了严肃的学理批判,指出了刘氏借着文化批判之名行政治批判之实的本质,倡议学术界要给予有力回击,坚决保卫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表现出老一代学者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感和迫切感。这不仅是学界的共识,也得到了与会者的积极响应。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欧阳健先生的《〈水浒〉的成书与“水浒”精神的解读》认为《水浒传》是一部愤书,对刘再复指责《水浒传》乃“非人的文化”的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认为“企图彻底否定‘逼上梁山’,彻底否定‘造反有理’,是最没有人性的最反动的理论”,“中国文化的元气,尤在最具生命力的阳刚、激情与‘天行健’的始源精神,‘水浒气’的存在,是中国文化经久不衰的象征。”山东大学文学院王平先生的《〈水浒传〉诠释中的价值取向――兼评对古典小说的正确态度》,认为《水浒传》在诠释史上呈现出肯定与否定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主要有社会政治价值、道德伦理价值和人性文明三种价值取向,对这些现象和原因应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以历史主义的观念,一分为二的方法和文学审美的眼光对待古典小说,这才是我们应当采取的正确态度。”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曹亦冰先生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两书之魂――忠义思想看罗贯中着意塑造的英雄人物》引经据典,论述了忠义思想是两部小说的灵魂,认为作者以忠义为标准,用人物的比较法突出地塑造了高举忠义旗帜的英雄首领、阶梯式的忠义和亲情的忠孝型三类英雄人物形象,有助于加深对罗贯中创作思想和两书关系的理解。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徐永斌先生的《从〈三国演义〉中孙策处斩于吉事看中国早期道教在江东的发展》从斩孙策斩于吉故事入手,结合众多文献记载,认为这反映了中国早期道教早在孙策割据江东之前就已在江东流布和太平道对江东统治者及其民众的深刻影响。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孔凡艳、任明华的《〈水浒传〉统治阶层违法的不可消解之原因探析》,从政治体制、统治层整体腐朽堕落的客观现实和权奸迫害忠良行为的可憎三个方面,分析了统治阶层的违法犯罪事件,虽不如好汉英雄的行为残忍血腥,却更为读者所痛恨,显示出其违法的不可消解、不可原谅。这既为解读《水浒传》提供了独特的法律视角,也再次揭蔽了《水浒传》“乱自上作”、“官逼民反”的创作宗旨。

 

  第三,版本、传播问题。版本关系到小说的成书时代、过程和读者的接受等,乃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向为学界所重视。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传统文化数字化研究中心周文业先生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上海残叶的数字化研究》,利用数字化技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文字的认真比对,得出《三国演义》上海残叶是早期版本,很可能就是周曰校甲本的底本,甚至可能是嘉靖壬午本和周曰校本的共同底本;《京本忠义传》是《水浒传》早期版本中略加删节的版本,在文字上更接近繁本,可能只是一种略加删节的早期繁本。广东技术师范学院陈松柏先生的《金圣叹对〈水浒传〉传播的重大贡献》,论述了金圣叹删改《水浒传》所使用的删、改、增三种手法,从三个方面探讨了金氏的批评体系——抬高《水浒传》以与儒家经典分庭抗礼,揭出了典型形象塑造之妙,从不放过对现实的批判;从而增强了《水浒传》人物形象的艺术魅力、认识作用和思想意义,扩大了社会影响。这对于进一步认识金圣叹本《水浒传》的文学和理论批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其他尚有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何红梅的《十年来〈三国演义〉作者、成书与版本研究述要》、浙江师范大学文学院刘天振的《新时期以来〈水浒传〉简本系统研究述略》等。

 

  第四,艺术及影响等方面。对小说艺术魅力的剖析始终是小说研究的重点。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周远斌的《〈三国演义〉叙事与〈春秋〉叙事》,认为《春秋》叙事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影响了《三国演义》叙事,即《三国演义》借三国史实演义王道理念,以正统观叙事,在直书、虚构中寓褒贬。这不仅深刻揭示出史传文学对《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领略其杰出的艺术成就。兰州大学文学院张同胜的《水浒人物身体叙事的文化阐释》则从须发、眼睛、肤色和形体等四个方面分析了《水浒传》中人物的体貌特征,认为水浒人物中有一部分是鲜卑人的后裔或色目人,“表明中华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既有汉化,又有胡化,但更多的是民族之间的互化”,为解读《水浒传》的叙事艺术提供了独特的观照视角,反映出作者敏锐的学术眼光。北京大学中文系侯忠义、孔书敬先生的《〈后水浒传〉的价值》则通过与《水浒传》的比较,分析了《后水浒传》在内容与叙事上的特点,认为杨幺反对招安和外族入侵,反映了清末明初的市民心理。大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王立先生的《罗贯中〈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中外文学探源》,则以母题学为视点,从英雄的出生、女性慧眼识英雄及英雄“睡显真形”的出场预示等方面,结合印度神话、佛经故事的对照,认为《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的确受到外来文化的滋哺,也吸收了宋末元初多民族交融的文化变迁时代许多异质文化因子,显示出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开阔的理论视野。

 

  在闭幕式上,复旦大学教授黄霖先生讲话,高度评价了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成果,认为讨论了很多有价值的问题,开得很成功,收获很大。罗贯中是东平人,这不仅仅是一个籍贯的问题,而是反映出我们应该由衷地从材料出发来考证作者籍贯的根本方法问题。黄先生指出,这次研讨会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双典批判》的批判。否定《水浒传》有一个传统,始于明代,主要是站在皇权的立场上,以《水浒传》是所谓的“强盗”文化。刘再复不仅是这个问题,还有很大的潜台词在里面,即反对现在的政治,实际上是整个反对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的问题。倡导学界要保卫经典,保卫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和精神。二是在材料上有不少新发现。认为周郢的新见两首咏宋江诗及《重修瑞相寺记》等,是“大会的亮点”,对于研究水浒宋江起义是很重大的史料,有关棘梁山、梁山范围、梁王等问题有待深入。最后山东大学的王平先生从三个方面对大会作了总结,认为学术氛围活跃、求真务实,视野开阔,内容广泛,研究方法多样,注意运用文献记载、实物和口传资料三重证据,更具说服力。这次研讨会必将深化罗贯中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的研究,加快水浒文化产业化的进程。

 

  研讨会期间,代表们实地考察了东平罗贯中纪念馆、水浒影视城、六工山水浒大寨等,畅游了浩瀚清澈的东平湖,感受了东平三国、水浒文化的无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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